我離開五集村後，村上又有人提出讓我兄弟當村副。安好弟覺得他當不了，就跑到縣城找我，也想參加學習和出來工作。在幹訓班住了幾天後，我對他講：“我已經從家出來了，你再出來咱一家人的生活咋辦？你還是回去吧。如果還叫你當村副，你就到區上（二區政府在固村）反映情況。”後來得知他被叫到固村，說服他答應在村上幹村副。為此，我就去固村向助理員杜有亮同誌談了家裏的實際情況，又講兄弟安好是個20歲的青年，也沒有念過多少書，他擔不起這麼重的擔子等等。杜有亮同誌很理解我家的苦衷，如實作了反映，於是區上不再堅持讓安好弟當村副的動議了。
不久，縣政府調石坡村的李友恭擔任五集編村村長。
我參加幹訓班學習和搞抗日工作後，家裏的田地和小店生意就由兄弟打理了。正因為有安好弟擔當起全家的生活，才使我能全身心在外麵搞工作。
我在幹訓班學習了一個月，同期學習的有鮑金水、張紹德等同誌。當時沒有什麼政治書籍，學習主要是聽領導講話作報告。縣上的領導有：縣長洛洪章（1914—1942，山西吉縣人。中共黨員。1938年任晉城縣犧盟會特派員，10月任壺關縣縣長。1940年北方局黨校學習，兼任教育科長。1942年5月日軍進攻太行抗日根據地，他隨同北方局、八路軍總部轉移途中，在河北偏城鎮一帶陷入日軍包圍，突圍中因病被俘，幾經嚴刑審訊，堅貞不屈，犧牲於太原市小東門外賽馬場）、八路軍工作團團長戴蘇理、縣公道團團長張星圖、縣新戰士委員會主任張青山，以及縣民運科科長車敏等。他們將我黨和毛主席、朱總司令有關中國革命的方針、政策和指示、決議的精神，深入淺出地講解，使我們學到了好多革命戰爭道理和做群眾工作的知識。
這期間，武漢失守的消息傳來，學員們對日本侵略者的猖狂，義憤填膺。我們小組的同學紛紛說：“咱們光學習，不能上戰場，說的都是空話，不如上前線真槍真刀地和小日本幹。”幹訓班領導很讚賞大家的想法和決心，但還是勸大家安心學習，並講在敵人後方搞根據地建設同樣是幹革命，是打鬼子。
幹部訓練班設在縣城東南燕子池邊的魁星樓跟前。我們在學習期間，縣城遭到一次日寇飛機的轟炸。那天上午，警報聲響起，按照應對敵機轟炸的預案分工，我立即衝出教室來到校門口站崗擔任警戒，主要是防止漢奸乘機放槍擺旗給信號，指引敵機有重點地轟炸抗日救亡團體和城市居民。這時，縣長洛洪章指揮並帶領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以及商人市民等轉移到城東門外。那裏有早先挖好的窯洞，有的窯洞很深，能容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為防止人們躲避敵機轟炸時驚慌忙亂，每當有警報，就要疏導人們按秩序進洞。
這天到下午2時左右時，沒見敵機來。按防空指示，沒有聽到解除警報的通知，是不能離開防空洞、防空壕和防空溝的，但仍有零星居民沉不住氣偷偷往家跑。就在這時，緊急警報聲響了，我在警戒線上看到兩個青年人挺著身子往城裏走來，我跳出防空溝叫住他們，讓他們趕快返回原防空洞去，但他們不聽我的勸阻，硬性往燕子池跑來。我隻好上前阻擋，他們這才返回去。此時，我已聽見飛機轟鳴聲，但又見兩個人跑向魁星樓來，我趕緊喊：“不要跑啦！趕快臥倒！”可是，他們不聽。我仰頭看，東邊已有飛機過來，霎時敵機略過我的頭頂，一顆炸彈在魁星樓偏北、一眼水井偏南的地方爆炸了，那兩個人也正跑到這兒。炸彈響過，這兩個人不見了。當時，我臥倒在溝邊，被氣浪掀滾出原地，磚頭瓦塊像風雨打來，我一下懵了過去。不一刻，我靈醒過來，見敵機盤旋忽高忽低還向城裏城外掃射著……
警報解除後，我起身看周圍是房倒屋塌，魁星樓閣上和燕子池邊的樹上掛著人的殘肢，實在慘不忍睹。日寇的罪孽讓幹訓班的同學們無比憤恨，與日本鬼子幹到底的決心更大了。
1938年11月，學習結束時，我再次請求當八路軍上戰場打鬼子，何紹先主任讓我找八路軍工作團團長戴蘇理（1918—2000，山西襄垣縣人，193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長治“犧盟會”突擊隊黨支部委員，長治縣遊擊支隊黨總支書記；中共壺關縣工委書記、縣委書記；陵川縣委書記；太嶽地委民運部部長；南陽地委書記；建國後任河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河南省委常委、秘書長、信陽地委第一書記；河南省委候補書記；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河南省委副書記、書記、省長；遼寧省委書記，省顧委主任。1994年離休）。我到西街“裕豐當”鋪院後，戴蘇理團長熱情地接待我。後來知道他明著是八路軍壺關工作團團長，實際上是中共壺關縣委的主要領導人。
戴蘇理團長看了何主任開的介紹信後，說：“動委會何主任介紹你來，很好。”讓我坐下後，有一位同誌端過一杯水。戴蘇理同誌問了我個人家庭的情況後，講：“在你們村的工作員是誰？”我說：“經常到五集編村有兩個工作員，一個是縣公道團的趙世義，一個是縣犧盟會的秦秋文。”他問：“這倆工作員和村長關係好的是哪一個？”我想了想，說：“看起來都好，不過兩人的處事不太一樣。”他問：“怎麼個不一樣？”我說：“秦工作員來村上住幾天每當臨走時，村長要給些錢說是路上花，但秦不要，村長再三給，他都拒絕了，而且還把吃飯的菜金交給村警收下。另一個工作員趙世義走的時候不但不留下應交的飯錢，還有意地對村警說：‘你給村長說我要走了，路過東柏林、流澤時就中午了，那裏都有集市，想買點吃的，這錢怎麼花？’村警不哼氣，我也不說話。村文書張家祥急忙上前說：‘趙工作員不能走，飯沒吃好，這還能走？再住幾天吧……’說完去找村長。牛村長說：‘給兩塊錢當盤纏吧。’趙工作員一聽這話連說‘不能要，吃了飯就好。’但管錢人一進門，他迎上去抓住錢，嘴裏說著‘不能要，不能要’，拔腿就走啦。”我說得羅唆，但戴團長聽得認真。
他了解了我以前的情況後，說：“八路軍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在敵後發動群眾搞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目前縣上正需要人，你還是到縣民運科幹吧。”並囑咐，要把學下的東西用到工作中，然後他介紹我到縣政府民運科找科長車敏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