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貝尼省
在一個對玻利維亞中部來說出奇涼爽的天氣裏，飛機起飛後一路朝東，向該國與巴西的邊境飛去。幾分鍾內，道路和房屋消失了，大草原上散布的黃牛像冰激淩上的糖粒，成為僅存的人類居住的痕跡。而後，它們也漸行漸遠，直至消失在視線中。這時，機上的考古學家們已經拿出了他們的相機，高興地按個不停。
我們的下方是玻利維亞的貝尼省（Beni），其大小約為伊利諾伊州與印第安納州的麵積之和，地勢也像這兩個州一樣平坦。南部和西部高山的雨水和融雪，水流緩慢而不規則，每年都覆蓋大地近半年；這些水最終彙入該省北部的河域，即亞馬孫河的上遊支流。在另外半年裏，這裏是幹涸的，鮮綠色的廣袤空間化為某種類似於沙漠的東西。吸引研究人員注意的，正是這片奇特、偏遠而時常潮濕的平原。
這不僅僅因為它還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其居民可能從未見過帶著相機的西方人的地方。
兩位考古學家，克拉克·埃裏克森（Clark Erickson）和威廉·巴利，坐在了前麵。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埃裏克森與一名玻利維亞的考古學家協同工作，此人當天不在，為我在飛機上空出了一個座位。來自杜蘭大學的巴利其實是一位人類學家，但鑒於科學家開始意識到了古今彼此交融之道，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之間的區分已經模糊了。這兩人在體格、氣質和學術傾向上各有不同，但他們以同樣的熱情，把自己的臉頰貼在了窗戶上。
在下麵的大地上，遍布著不計其數的森林島嶼，其中大多是近乎完美的圓形，就像一片黃草中的綠堆。每座島嶼比漫灘要高出60英尺（約18米）之多，樹木也因此得以生長，而非沒於水下。森林之間由墊高的後濱階地相連，它們和步槍彈道一樣筆直，長可達3英裏（約4.8公裏）。埃裏克森相信，這些景觀都是由一個技術先進、人口眾多的社會在1000多年前創造的。剛剛接觸貝尼省的巴利傾向於此觀點，但還沒準備好表明自己的態度。
近年來，一群學者從根本上挑戰了對哥倫布之前西半球情形的傳統觀念，而埃裏克森和巴利就在其列。在20世紀70年代讀高中時，我受到的教育是，印第安人在約13000年前跨越白令海峽來到了美洲大陸，他們多數居住於小而孤立的群體中，其行為對環境的影響小之又小，以至於直到他們在此地繁衍千年後，整個大陸的大部地區都還隻是荒原。現在的學校裏還傳授著同樣的觀點。而如果要以一種方式概述埃裏克森和巴利等人的觀點，那就是把這幅印第安人的生活圖景從各方麵統統批倒。這些研究人員相信，印第安人在這裏的曆史比我們此前想象的要久得多，他們的人數也多得多。他們將其意誌施加於當地生態的努力極其成功，1492年哥倫布踏上的，是一個刻滿了人類社會特征的半球。
鑒於白人社會與原住民群體間的緊張關係，對印第安文化和曆史的調查難免富有爭議。然而近期的學術分歧尤其之大。首先，一些研究人員（其中多數都是老一代學者）將各種新理論嘲為幻想。他們認為，這些理論源於學者對資料近乎刻意的誤解和一種固執的政治偏見。“我沒有見到證據表明，有大量人群在貝尼居住過。”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貝蒂J·梅格斯（BettyJ.Meggers）告訴我，“否認這一點，隻是想當然。”事實上，兩位由史密森尼博物院支持的阿根廷考古學家主張說，那些大土墩多是天然形成的灘地沉積物；一個“小規模原始群體”或許可能花了不到10年，就修建了其餘的堤道，並修起了台田。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人類學家迪恩·R·斯諾（Dean R.Snow）說，對印第安人問題的多種學界新見，都存在著與此相似的批判。問題在於“你想要什麼，就可以用人種史學記錄中單薄的證據來告訴你什麼，”他說，“自欺欺人是很簡單的。”一些人還指責說，此類主張宣揚了那種試圖給歐洲文化抹黑的人的政治綱領，因為如此高的人口數，似乎加大了原住民人口損失的已知規模。
由於這些新理論對當今的環保戰役產生了影響，爭議也由此而生。環保運動的很大一部分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受到了地理學家威廉·德尼萬所謂“處女地迷思”的影響。《荒野保護法案》這部美國法律是全球環保運動的基礎性文獻之一。對環保人士來說，正如威斯康星大學曆史學家威廉·克羅農（William Cronon）所寫的那樣，重建這個很久以前的、想象中的自然狀態是社會在道義上的應承之責。可如果新觀點才是正確的，人類成果在當時早已遍布整個大陸，那麼恢複自然的努力又當歸於何處呢？
貝尼就是一個例證。埃裏克森認為，哥倫布登陸前的印第安人在修建道路、堤道、運河、堤壩、水庫、土丘、台田，可能還有球場之外，還在季節性漲水的草原上設網捕魚。這可不是少數原住民的孤立行為，而是全社會的行動，成百上千的人們沿堤道搭起密密的鋸齒形魚堰（蓄魚的圍欄）。大草原的主體是天然的，它是季節性漲水的產物。但印第安人通過定期的大麵積放火，維護並擴張了草原。經過幾個世紀，焚燒活動創造出了一套複雜的、由依賴於當地嗜火癖的適火性的植物種組成的生態係統。貝尼省現在的居民們還在放火，盡管在多數情況下，這已經隻是為牛群維護草原的做法了。我們飛過該地區時，旱季才剛剛開始，條條長約1英裏的火線就燃燒起來了。煙霧形成顫抖的巨柱升向天空。在火勢後的焦地內，是燒黑的樹尖，其中很多都是在亞馬孫其他地方的活動人士力爭保護的樹種。
在貝尼以北，是人口稀少、林木繁多的潘多省（Pando）。潘多以北是巴西的阿克裏州（Acre），那裏居民同樣很少，然而為了建牧牛場，森林遷移頗多。留下來的隻有巴西堅果樹，對它的砍伐是非法的。（盡管如此，它仍會消亡。這種樹需要特定種類的森林蜜蜂為之授粉，而該蜂類無法在新造的草原上生存。）為了避免其他樹種的重生，牧場主用飛機把大片非洲草籽撒播在新墾地上，這種堅韌的厚葉片草生長為茂密而有彈性的草坪，使樹苗無法穿透。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第一次到貝尼的時候，還鮮有人知，阿克裏州大量的林中空地正在把當地龐大的土建工程展露出來。迄今，被發現的地質印痕已超過200個，其中有許多印痕的長度達到了500英尺（約152.4米）。將精準的圓圈、正方形和矩形掘入亞馬孫黏土中而製成的這些印痕，從空中和從貝尼的台田和堤道邊（就像埃裏克森和巴利向我展示的那樣）觀望都同樣引人注目。對阿克裏州的地質印痕，人們所知更少。第一篇有關於此的專業期刊論文直到2007年才發表（蘭齊是共同執筆者之一）。而5年過去了，考古學家連“印痕工匠們住在哪”這樣基本問題的答案都還不能確定，因為印痕的構造中沒有人類居住的征兆。在貝尼發現了相似土建工程的埃裏克森相信，在哥倫布之前，亞馬孫西部一片800至1000英裏（約1300~1600公裏）長的帶狀區，被一個此前不為人知的文明混合體占據著。這個混合體在根本上重塑了其周圍的山河。
這個地區的未來是未知的。牧場主和豆農們對貝尼的興趣越來越濃，他們覬覦這裏的空置土地和相對肥沃的土壤。伐木工們看上的是潘多。一條通往太平洋的新高速公路，正在為阿克裏不斷帶來更多的商戶。與此同時，環保人士主張要讓這個人口稀少的地區盡可能地維持其接近自然的狀態。當地的印第安人團體對後者的提議抱有懷疑。他們問道，如果貝尼成為“自然”的保護區，還有什麼國際組織能讓他們繼續在平原上放火呢？能有任何外部群體認同在亞馬孫的大規模用火嗎？印第安人的提議是讓他們自己來控製土地。對這樣的觀點，活動人士們並無熱情；美國西南部的一些原住民群體一直在倡議把他們的保護區用作核廢料處理庫。而那些東西嘛，當然也還在燒著呢。
“別碰那棵樹。”巴利說。
我瞬間停下了。我在爬一道低矮而鬆軟的土坡，正要抓住一棵幹瘦、幾乎是藤狀、還長著外展葉的樹來支撐一下身體。“這是樹蓼，”森林植物學專家巴利說，“你可得當心著點。”樹蓼（Triplaris americana）是小紅蟻群的寄主，這很不尋常，事實上，它自己離開了這些生物也很難成活。螞蟻在樹皮下方盤踞著極小的隧道，作為寄居的交換，蟻群攻擊所有觸碰樹蓼的生物：昆蟲、鳥類和大意的作家。蟻群會噴放毒液，其攻勢之凶悍，使樹蓼在當地得到了一個綽號：鬼樹。
在鬼樹之基、根部外露的地方，是一個被遺棄了的動物洞穴。巴利用刀刮出了些土，然後向我、埃裏克森和陪同出行的我的兒子紐厄爾招手，示意我們過去。碎陶器被壓得很深。我們能看到盤子的邊緣，和看上去像茶壺底一樣的東西：它的形狀像一隻人腳，甚至還有彩繪的腳趾甲。巴利拔出了半打陶瓷片：這是罐子和盤子的碎片，還有一根殘缺不全的圓柱體棒子，它可能是某個罐子的支撐腿的一部分。他說，從容量上看，這個土坡大致有八分之一都是由這些碎片組成的。從坡上幾乎任何地方挖，情況都差不多。我們爬上了一大片碎陶器堆。
這個堆被稱為伊比巴特，它有59英尺（約18米）高，是貝尼已知最高的林丘之一。埃裏克森對我解釋說，陶瓷片是用來協助墊高淤泥質土，使之保持通風，從而方便人們居住和務農的。然而，盡管這種解釋在工程學上說得通，他認為這並不能夠減少很久以前的築墩者行為的神秘感。這些土墩占地頗廣，不見得是垃圾的副產品。位於羅馬東南部、由碎陶罐堆成的泰斯塔西奧山（Monte Testaccio），曾是整個帝國城市的垃圾場。伊比巴特比泰斯塔西奧山要大，卻隻是數百座與之相似的土墩之一。貝尼無疑沒有製造比羅馬更多的垃圾，埃裏克森認為，伊比巴特出土的陶器表明，大量人口，包括許多技術工人，曾在此久居，而且還常年興高采烈地設宴飲酒。按照埃裏克森的想法，不論是打造陶器堆所需要的陶匠、勞動所需的時間、還是給陶匠提供吃住所需的人力、大規模破壞和墓葬的組織，都是1000年前貝尼存在著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的證據，而考古學調查才剛剛開始向人們揭示其麵貌。
我們當天的地陪，是兩名西裏奧諾（Sirionó）印第安人，基洛·古埃亞和他的女婿拉斐爾。兩人膚色黝黑，結實，幾乎沒有蓄須；在他們身邊走路的時候，我注意到他們耳垂裏都有小的裂口。精神雀躍、幾近自誇的拉斐爾，整個下午都在評論個不停；而作為當地權勢人物之一的古埃亞，抽著當地土產的“萬寶路”香煙，用愉悅而寬容的神情觀察著我們的進展。他們住在大約1英裏以外的一座長長的、滿是車轍的土路盡頭的小村子裏。當天早些時候，我們驅車前往，把車停在了一所搖搖欲墜的學校和幾棟古老的教會建築的陰影邊上。這些建築都聚集在一個小坡（這又是一個古代土墩）坡頂的不遠處。紐厄爾和我在卡車那等著，埃裏克森和巴利進入學校，到基洛和村委會其他委員那裏獲取在村裏漫遊的許可。發現我們沒事可做的幾個西裏奧諾小孩，試圖勸說我和紐厄爾去瞅瞅圍欄裏的一隻小美洲豹，然後為此付錢。過了幾分鍾，埃裏克森和巴利回來了，帶著必要的許可，以及兩名陪同人員，基洛和拉斐爾。到了爬伊比巴特堆的時候，基洛看見我站在鬼樹旁，他依然麵無表情地建議說我該去爬一下。他說，我能在那上頭找到一些可口的熱帶叢林的水果。“絕對是你從來沒嚐過的。”他承諾道。
在伊比巴特堆的坡頂，我們可以看到周圍的大草原。大約四分之一英裏（約400米）外，在一片齊腰高的黃草對麵，樹木排成了一條直線。埃裏克森說，那是一條墊高了的古代堤道。這鄉間的其餘各處都極其平坦，以至於我們從每個方向都能看到幾英裏外的情形；或者說，我們本可以看到幾英裏外的情形，如果不是某些方向的空氣裏充斥著濃煙的話。
後來，我對我們的地陪和這個地方的關係感到了好奇。西裏奧諾人和住在羅馬帝國遺跡之中的當代意大利人相像嗎？我在回去的路上問埃裏克森和巴利。
他倆的回答零星地持續了整個晚上，我們先是在反常的冷雨中開回了寄宿地，又吃了晚飯。他們說，在上世紀70年代，多數官員會以一種方式回答我這個有關西裏奧諾人的問題。今天，多數人則會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答複。雖然這麼說相當不公平，但我就此想到的，是霍姆伯格之誤（Holmberg’s Mistake）。
西裏奧諾人隻是貝尼省20個美洲原住民群體中的一個，但他們是最出名的一個。1940~1942年，一位名叫艾倫·R·霍姆伯格（Allan R.Holmberg）的博士生和他們住在一起。他於1950年發表了一篇關於該群體生活的報告，即《長弓的遊牧民族》（Nomads of the Longbow）。這本書很快被認作經典，至今仍是頗具影響力的標誌性讀物；通過難以計數的其他學術論文和大眾傳媒的作用，它成為了外界了解南美洲印第安人形象的主要來源之一。
霍姆伯格的報告說，西裏奧諾人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後的民族之一”。他說，這些人長期生活在貧窮和饑餓中，沒有衣服，沒有家禽，沒有樂器（連搖鈴和鼓都沒有），沒有藝術或是設計（用動物牙齒串成的項鏈除外），幾乎沒有宗教（西裏奧諾人的“宇宙觀”是“幾乎完全不固定的”）。難以置信的是，他們識數不過三，也不會生火。
他們寒酸的單坡棚由棕櫚葉隨意亂堆而成，完全無法遮雨防蟲，以至於一般的族人“每年都要經曆很多個不眠之夜”。到了潮濕多蟲的夜晚就臥在微弱的篝火邊的西裏奧諾人，是原始人的現實標杆。按霍姆伯格的說法，他們是“人類在自然原始狀態”的“典型”。他認為，在整整1000年裏，西裏奧諾人的生存狀態幾乎不曾有變，其周圍的世界也沒有留下他們存在的印記。之後他們接觸到了歐洲社會，其曆史才破天荒地有了一條敘事流。
霍姆伯格是一個細致而富有同情心的研究人員，他對西裏奧諾人生活的詳盡觀察，直到今天仍有價值。他在玻利維亞勇敢地克服了許多人會望而卻步的重重考驗。
在田野調查期間，他總是感覺不適，經常挨餓，時而生病。在受到感染而雙目不能視物的時候，他拉著一名西裏奧諾向導的手，走了幾天才穿過森林，來到一家診所。
他一直沒能完全康複。在返回美國後，他成為康奈爾大學人類學係主任，並在此位置上帶領部門完成了聲名卓著的在安第斯地區的扶貧工作。
盡管如此，對於西裏奧諾人的看法，是他錯了。對於西裏奧諾人家鄉貝尼的看法，他也錯了，錯得有啟示性，甚至有示範性。
霍姆伯格相信，在哥倫布以前，這裏的人們及其生活的土地都沒有曆史可言。這個被陳述得如此露骨的觀念（即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在1492年前的幾千年裏都一成不變地飄來蕩去）似乎是荒謬的。但視野上的缺陷，通常隻有在被指出來之後才能得到顯露。在這件事上，改正錯誤用了幾十年。
玻利維亞政府的不穩定狀態和反美反歐言辭的爆發，確保了在霍姆伯格進入貝尼之後，鮮有外國人類學家和考古學者步其後塵。不僅是政府充滿敵意，作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毒品貿易中心之一，這整個地區都是危險的。今天，這裏的販毒現象少了，但還是能見到切入密林深處的跑道，那是毒品走私者走過的路。離全省第一大城市特立尼達的機場不遠處，赫然是一架失事的運毒飛機的殘骸。來自威斯康星的地理學家兼放牧區生態學者羅伯特·郎斯特羅什（Robert Langstroth）在貝尼完成了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據他所說，在緝毒戰爭期間，“貝尼被忽視了，即便是按玻利維亞的標準也是如此。”“這是個窮鄉僻壤中的窮鄉僻壤。”逐漸地，有少數科學家冒險進入了這個地區。而他們之所了解，轉化了他們對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認知。
正如霍姆伯格相信的那樣，西裏奧諾人的確曾屬全世界文化最貧瘠的民族之列。但這並非因為他們是古代人類的遺老遺少，而是由於20世紀20年代毀滅其村落的天花和流感病毒。在疫情爆發之前，至少有3000西裏奧諾人，可能還遠不止這個數，居住在玻利維亞東部。到了霍姆伯格的時代，卻隻剩下了不到150人；這意味著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裏，人口損失就超過了95%。當地人口減幅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西裏奧諾人經曆了遺傳瓶頸。（遺傳瓶頸是指種群數量劇減至一定程度，個體不得不與親屬交配，從而導致有害遺傳效應的現象。）關於這次瓶頸的影響，中佛羅裏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的阿倫·斯蒂爾曼（Allyn Stearman）在1982年曾有描述。就在那年，他成了在霍姆伯格之後首位探訪西裏奧諾人的人類學家。斯蒂爾曼發現，西裏奧諾人患先天性足畸形的概率要比正常人口高出30倍。而且幾乎所有西裏奧諾人的耳垂裏都有獨特的裂口，這一特征在我們的兩名地陪身上也可驗證。
斯蒂爾曼了解到，甚至在疫情爆發時，這個群體還在和搶占該地區的白人牧場主們進行抗爭。玻利維亞軍方協助了入侵行為，追捕西裏奧諾人，並將其投入事實上的戰俘集中營。被釋放的人被迫在牧場裏做勞役。和霍姆伯格一起遊走於森林之間的流浪者們，此前就在躲避那些虐待他們的人。霍姆伯格冒著一定風險，試圖去幫助他們。但他一直沒能明白的是，這些被他認定為舊石器時代餘孽的人，其實是一個垮掉不久的文明的飽受迫害的幸存者。這就好比他碰到了從納粹集中營逃出的難民，就斷定他們從屬於一個一直光腳、挨餓的文明一樣。
西裏奧諾人遠非石器時代殘存的見證者。事實上，他們在貝尼地區可能還相對算是新人。他們的語言屬圖皮–瓜拉尼（Tupí-Guaraní）語族，這雖然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印第安語係之一，但在玻利維亞並不常見。由人類學家在20世紀70年代率先鑒別的語言學證據顯示，他們直到17世紀才從北部抵達此處，這和最初的西班牙移民與傳教士大約同時。其他的證據表明，他們到來的時間可能比這要早幾個世紀。圖皮–瓜拉尼語的使用群體，可能包括西裏奧諾人在內，在16世紀早期攻擊了印加帝國。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西裏奧諾人遷到了這裏，但可能有個簡單的理由：那時的貝尼人煙稀少。在那之前不久，當地前一個居民社會才剛剛瓦解。
從《長弓的遊牧民族》來判斷，霍姆伯格並不知道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修堤道、造土丘、建魚堰的早期文明。他也沒有發現，西裏奧諾人草率待之的山河，塑造者另有其人。在霍姆伯格之前，就曾有少數歐洲觀察家就這些土建工程的存在發表評論，不過對於堤道和森林島嶼是人力所為這一觀點，其中一些人持懷疑態度。這些評論直到1961年才得到學界係統性的關注。當年，博士生威廉·德尼萬來到了玻利維亞。他此前剛出道在秘魯做記者時，了解到了這個地區的奇特景觀，並認為這可能會是個有趣的論文題目。他在抵達以後發現，石油公司聘用的地質學家（他們是該地區僅有的科學家）相信，貝尼的土地上遍布著一個未知文明的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