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言語忠誠，行為莊重，意誌堅定而大公無私，做了好事不求回報，內心忠厚而明察，性情安靜而穩妥，可謂居心仁厚之人。如果一個人遇有突發性變故而能卓有成效地處理，身處窮困之境而能奮發向上，進身立功能夠如意，可謂智慧之人。如果一個人富貴顯赫之後仍然恭敬勤儉而不失威嚴，對人彬彬有禮而不驕慢，可謂福德之人。如果一個人處在簡陋貧寒的狀況下而無所畏懼，處在安樂富貴的情況下而不奢侈，功勞卓著而不生二心，高興或憤怒時都很有節製，可謂操守之人。如果一個人恭謹勤奮地工作，始終如一地孝敬父母，與人感情不睦但決不背叛，竭盡全力而不違逆，可謂忠孝之人。總之，品人之德，可知其居心與操守，亦可推斷其人之口碑。
克己勝己，福祚永續
古人雲：勝人者勇，勝己者強。尤其是對那些功成名就、權高位重者而言，能否自我節製和約束，不僅決定其事業成功的器局的大小，而且能決定其自身結局的善惡。
清代中葉，曾國藩自己有兩個兄弟在軍中任職，為了以自己的行動影響他人，曾國藩出征作戰都督促兄弟們勇往直前，論功行賞卻要求兄弟們甘居其後。看來他是深深懂得自我節製才能成功的道理。而自古以來，不能節製自己的勳貴都難於善始善終。事實上因為勳貴地位高於大家，權力重於別人，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尋常的賞識和寵遇時，就應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發恭謹。在這一點上，戰國時的著名人物範蠡可謂典範。
範蠡在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就激流勇退，放棄了上將軍之大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退隱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後居然“致產十萬”，受齊人之尊。當初，範蠡雖居相安榮，但他太懂得物極必反的道理了，為了自我節製對權欲的渴望，他自認為“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閑行以去，止於陶”，從事耕畜，經營商賈，又致貨累巨萬，直至老殆於陶。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範蠡三徙”。範蠡之所以辭官退隱，就是考慮到不要讓尊名大利給自己帶來性命之憂。事實上他的考慮是有道理的，與他共扶勾踐的文種就因不聽範蠡的規勸接受了越國的尊榮大名，結果死在勾踐手下。
曾國藩從範蠡那裏學到了自我節製的重要性，並更加嚴格地去實施。他一生清淡節儉，常給人一種家世清貧的感覺。他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數用於公事，不曾建造一棟房屋、添置一塊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於恬淡寡欲，連每次吃飯都不超過四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費不超過200兩紋銀，而且作為家規家訓代代相傳。
他平日嚴於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說假話”，二是“不遲起床”。無論是在軍營還是在朝廷做官，他都從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風雨交加的天氣，抱病憂懷的時候，也常常是一聽到雞鳴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幾十年如一日。他這樣的行為則是以古代唐太宗那種自甘節儉的作風為榜樣，以激勵自己做一個兩袖清風的好官。
唐貞觀時，太宗患有嚴重的關節病，一到秋天，就有臣子上奏請求為太宗建築高殿，以防止關節病發作影響太宗健康。奏折中說：“自古以來有所謂‘秋之月可以居台謝’，秋季的綿雨又將來臨，宮中濕氣太重，恐怕對陛下身體不太好。希望陛下馬上建築高殿。”
唐太宗卻婉言拒絕：“誠如朕患的這種疾痛，若長年處於濕氣重的地方當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宮殿需要一筆數目龐大的費用，從前漢文帝打算營造宮殿時，發現需要的費用相當於百戶普通人家的資產，便打消了這個念頭。雖然和漢文帝相比，我的德行遠遠不及，但所需的費用卻要多得多，這不正是身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職的地方嗎？”
曾國藩認為自我節製的形式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借著堅強的意誌力，來貫徹自我節製的內聖決心。這個原則不僅是在公的方麵，即使在個人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哲人說：“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心胸。”隻有豁達大度，從善如流，才能修煉出自己的內聖之法。
信言勝金，德感遐邇
誠實守信，一諾千金，非一朝一夕所能辦到，必須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誠心誠意地兌現自己許諾的每一件事，才能慢慢培養起來。一個人一兩次守信容易，長期守信則不容易。每一個人，都應當把訓練守信當做一件人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