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於“‘2012’世界末日”預言倒是表現出異常關注的熱情，而對社會風氣的異化和墮落所表現出的寬容，對人類肆意破壞生態環境所表現出的和麻木，常常令我感到困惑和吃驚。對當今一些以時尚與潮流的“身份”出現的超低俗甚至庸俗的文化和社會現象，人們普遍表示“可以理解”，認為這是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新時代人的生活方式。對一些違背原本積極的傳統道德的現象，他們不但不加以批評，反而還有集體跟隨、附和，甚至起哄的行為。他們有一種“助紂為虐”的心態，甚至打著“反傳統”旗幟，其聲勢浩大不亞於“十字軍”遠征，高喊“破舊立新”、“越違背傳統越好”的口號，大有一副不滅傳統誓不罷休的姿態。尤其是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事，大多數人就像與狼共舞的綿羊一樣，麵對恐怖與暴力，除了喝彩與鼓掌就是保持可恥的沉默，完全喪失了作為一個人應該有的批判立場、獨立精神和真誠態度。當恐怖分子拉登襲擊了美國的五角大樓，有很多殘忍的自私者竟然高聲叫好；當朝鮮進行地下核爆試驗時，有很多愚昧的無知者竟然大喊痛快：“早該這樣震懾美國佬了！”除此之外，麵對我們國內已經喪失的文化，逐漸墮落的社會風氣，大多數人都在沉默，而僅有的一些呐喊者被視為杞人憂天的憤青。
如果說公眾輿論的威力足以讓一個時代的社會變得足夠好的話，那麼實質上我看到的是似乎越來越糟了。公眾輿論不再關注嚴肅的話題，而是熱衷於那些庸俗的新鮮事物，輿論對那些令人消極和墮落的庸俗化事象尤為敏感，而對關乎國計民生、人類生死存亡的大事漠不關心。從互聯網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凡是娛樂、情色、消極的內容總是擁有無法想象的點擊率，相比之下，那些嚴肅的時政信息以及積極意義的內容卻看者寥寥。當然，也有一些針砭時弊的聲音，但是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基本上屬於“打一巴掌給個甜棗”式的批評，而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所看看到的，就是這種屏聲斂氣、低眉順眼的跪在地上的批評。在我們時代，缺乏敢於不看臉色說真話的、負責任的批評家，缺乏可靠的、科學的批評方法，缺乏成熟的批評意識，缺乏健康的批評風氣。當公眾輿論都趨於娛樂化的時候，那麼它的作用和價值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即便存在，那也是蒼白無力的。所以在一個沒有真正的、嚴肅的公眾輿論的國家，社會風氣自然也就壞了，這對一個國家健康的精神氣候和文化環境的形成有著嚴重的影響。
當代公眾輿論的衰頹和疲弱，當然也有客觀的外在原因。譬如，中國人表麵上看起來很團結，實質上一點都不團結，這是由於過於自私造成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已經滲透到中國人骨子裏的傳統觀念，有的人或有的集團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睜眼說瞎話。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中國人手裏一旦有了權利，哪怕是火柴頭一般大的一點權利，就會馬上變成另一個與他之前完全不同的人，就會對別人更加囂張和刻薄，其實他之前也十分鄙夷有權的人，甚至還痛恨、詛咒過那些有權的人。這就說明，中國人從來就被奴役慣了，一旦不被奴役，他就想去奴役別人。所以，當他的利益沒有被侵犯時，他就很快與那些利益受到侵犯的人劃開了界線，他就會保持沉默，甚至還會抱著一種看笑話的心態看別人是過得如何不如自己，如果發生災難，但災難沒有影響到自己，他就會幸災樂禍。企望這樣猶如一盤散沙的國人形成一個強大的，能影響到政府行為的公眾輿論，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形不成的原因除了上述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的社會，很難讓公眾輿論發揮重要角色，這種從來就是一個由一元文化理念主宰的社會——攘斥佛老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而定於一尊，每個人都必須收起自己的想象衝動和個性伸展，必須服從一種絕對權威的聲音。可以在中國的新聞內容中司空見慣這樣的內容：“聽專家如何說”、“聽權威人士如何說”……而很少見到“聽老百姓如何說”等內容。在這種情況下，輿論隻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而廣大老百姓隻有背地裏暗罵，巷子裏議論的權利。所以，公眾輿論的力量無法形成，沒有真正的公眾輿論，也就沒有辦法去監督破壞自然生態和人類生命健康的行為。
那麼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有真正的“公眾輿論”究竟好不好？答案是非常好。公眾輿論可以監督政府行為和社會行為，他可以為一個國家的決策層提供具有真知灼見的建議，讓執政者明白什麼是人民願意的、並允許做的事，什麼是人民不願意、並不允許做的事，就像中國一句老話：“得民心而得天下”。在具有真正的公眾輿論的國家，民主是顯而易見的，所以這個國家的人民就必然非常團結，他們能與自己的國家唇齒相依，生死與共。
而公眾輿論在中國並不是沒有，而是一種分散的、缺乏凝聚力的公眾輿論，它遍地開花，但花色各異，很難形成一種具有監督作用的力量。敵視甚至忽視彼此之間的思想分歧和認知差異，而強調主體之間的認知契合與精神知遇，“攻乎異端”的黨同伐異是我們經常看到的情形，這是正是中國的“公眾輿論”目前令人失望和尷尬的境遇。於是，“以和為貴”的同一型文化卻成了一種中國的主體文化。在這樣一個以敵視態度而形成的真正的對話的交往原則和價值規範的社會裏，一個缺乏自由度的環境和多元共處的包容性裏，公眾輿論的委頓和墮落，甚至默無聲息實在是一件不難理解的事。
這樣的情勢必然要導致公眾的精神秩序的瓦解和心靈生活的混亂，甚至還會扼殺“公眾輿論”的生機。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這種情況至少是建國以來少有的。麵對生態大肆破壞、資源嚴重流失、文化幾近淪喪的情勢，這正是亟須“公眾輿論”積極發揮輿論監督能力的關頭。然而不幸的是，目前的情況看來，是公眾情智以及義憤最低落的時期，這也是自“五四”以來所未有過的。當洪水泛濫而人們生命及財產安全遭受損失而背井離鄉時，當礦難四起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時；當風沙肆虐侵蝕人們安居樂業的家園時，當汙染日益嚴重破壞農民賴以生存的良田時，人們除了抹抹眼淚，並沒有別的辦法，然而這些人為的災難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如果眼淚能解決問題，那真是令人欣慰的事，但是眼淚解決不問題，它帶不來行動的力量，隻能給人稍許慰藉。可以說在在20世紀後5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一種外在的異化力量主宰著我們的公眾輿論，我們沒有自由拒絕它的奴役，沒有能力不順從它的擺布。
在中國，“公眾輿論”精神就不夠有力和強大，甚至就談不上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公眾輿論。公眾的話語權也無望寄托於媒體，在中國媒體往往都掌握在政府，而政府控製著媒體的行為，公眾輿論處於一種被選擇的境地。本來互聯網的實現能為公眾輿論的力量的形成提供支持，但是情況似乎並不樂觀，網站發布的信息同樣受到政府的監管。近幾年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當人們將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對某種現象的呼籲、甚至是揭露地方一些不合理的政府行為或官員的腐敗行為等等通過互聯網發布到網絡上後，不是被網站內部刪除，就是被涉及其中的人調動一切資源刪除，甚至有的人還專門為此成立了專業的“刪帖公司”，而且生意相當不錯，就是有很多被涉及者不惜花大價錢請“刪帖公司”來幫助他們清理那些不利於自己的“公眾輿論”。這種花錢“去黑”的事情在當今之中國已近成為正常現象。
文藝的墮落更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中國正處在全民娛樂化鼎盛時期，輕逸取代了沉重，享樂取代了痛苦，肉體取代了靈魂，物質取代了精神。八十年代的那種單薄而單純的熱情和理想已近完全熄滅了，市場經濟時代的商業原則控馭著文藝的精神。作家和藝術家在這個時代成為異化或敗壞社會風氣的幫凶，他們不抵抗這種異化，反而樂意主動接受消費時代的價值理念，藝術家披著藝術的外衣從事著一切低俗、有害的商業活動，而作家則通過文字把“性”、“變態”、“恐怖”、“色情”、“暴力”等等變成商品，自覺地為滿足欲望化的消費需求而寫作。別林斯基所說：“詩人和社會處於相互敵對的地位，他們互相是對方的天然的敵人。從一方麵來說，社會在認識他的優點之前，先要扼殺他；從另一方麵來說，社會對詩人的愛顧，反而把詩人引入邪途。”（《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376頁）在當今之時代，我們並沒有看到有幾個作家和社會處於相互敵對的地位，反而與社會相處融洽，互相是對方天然的敵人現在看來隻是我們所期望的那種狀態，而一個不容置疑的現象卻是，當代藝術家和作家確實被社會提前扼殺了，因為他們確實適應這個社會，得到了社會的愛顧，他們也從此走向了邪途。而在當代，“公眾輿論”更是在他們的踐踏和漠視下變成一種非常能適應社會的無用的呻吟。許多作家和藝術家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奴隸，他們滿足大多數讀者低級趣味的心理和好奇，出了很多破壞人們精神，荼毒人們心靈的作品，這不但無助於公眾輿論的形成，反而會讓人們覺得時代和社會就是作家和藝術家描繪的那個樣子，我們隻能認命，或者盡力去學會適應，而不是依靠輿論來做一些無謂的抗爭。中國人大有從書本裏尋找刺激和安慰的習慣，所以凡是這種庸俗不堪、甚至毫無生活根據的小說、甚至是各種曆史故事的解說、虛構得打黑反腐之類的書就會受到他們熱烈的追捧，他們不在消遣中尋求刺激或安慰，就是在這種虛構的故事中尋求報複和泄憤的快感。在這種大眾普遍的追捧下，這些藝術家和作家就有了極大的市場，順理成章地成了商業時代的英雄和新寵，並因此而獲得了極大的聲望資源，而這種資源也賦予了他們的名字一種極大的魔力，商業時代的人們正好用這種魔力推動市場機器的巨輪，於是這些藝術家和作家也被異化為文學或藝術商品的生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