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8年（1919）初，綏遠省都統蔡成勳以民國2年（1913）12月國務院有關於《陝綏劃界案》派員到榆林，“意欲指邊牆為鴻溝”，企圖將長城以北的榆林道境地劃歸綏遠，隨即遭到榆林道各縣紳士、官員及榆林道尹王健、陝北鎮守使井嶽秀等的強烈反對，紛紛聯名向陝西督軍陳樹藩、省長劉鎮華及國務院等呈文陳述理由和發電呼籲停止劃界，並推舉朱維勤等赴京向國務院請願。就此，時任國會議員的宋伯魯在國務會議上評說：“此蒙疆多故，陝亂未平，內則於盧、曹、高諸股分踞原耀同富澄白各縣，越界鼠擾，日有報聞；外則茂明安旗發現外蒙官兵、伊盟各旗秘密集開廟會，野心在抱，蠢蠢思動，內憂外患，紛至疊乘。當此之時，即按循舊治整軍安民，猶且時懷隱憂，慮不終日。若必驟事更張，恐因劃界之糾紛，啟蒙邊之爭執，審時衡事，未知其可，且沿邊各地漢蒙雜處將數百年，食舊服先久安習慣，萬一因劃界之故，狡黠者流乘機動蒙民愚悍，易發難收，以不急之務思亂之民似非所宜，擬懇鈞院俯念西北邊防重要，將原案提交國務會議，準予停止劃界，以順輿情而固邊圄。”在國會參、眾兩院的陝籍議員宋伯魯、高增爵、李少川、高增融、裴宜丞等再次聯名提議下，這年六月二十四日，國務會議議決：陝綏劃界“暫緩實行”。
（摘自《陝綏劃界紀要》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