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津同誌
程文津同誌於1938年冬由抗大派到西安《西北文化日報》工作，該報被查封後，他由楊明軒和姚警塵同誌介紹到三十八軍工作，並由中共陝西省委將其工作關係轉到工委。他曾任三十八軍幹訓班教導隊以及總部幹訓班教導隊的政治教官。1941年又由地下黨工委決定安排他暫兼總部國民黨特別黨部（蘇資琛任書記長）秘書工作。1942年部隊整編後，工委決定派他到十七師擔任師長申及智的秘書。在各個階段中，他都是自始至終地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既作為黨的上層統戰的左派對象，同時又作為進行上層統戰的工作者，又作為黨員培養對象，同溫朋久、陳雨皋等一樣，接受黨的教育，閱讀黨的外部文件，接受黨的指示，忠實地完成黨所交給的任務。從1942年起，他曾多次申請入黨，僅因為當時限於對這些同誌暫不辦理入黨手續的規定而未曾解決其黨籍問題。1944年他從部隊回到西安又繼續在蒙定軍同誌領導下工作，後經中共陝西省委批準，由蒙定軍同誌和我介紹他入黨。
周傑邦同誌
周傑邦同誌是早年由楊虎城部選送到國民黨中央軍校第八期學習的小知識分子。經過了三年的嚴格軍事訓練後，1932年又被調回到楊虎城部十七師五十一旅趙壽山部任軍事教練和連長。他具有單純軍事技術觀點，不問政治，但因接受當時地下黨員楊存根的影響，又初步具有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色彩，所以在當時即有“小普羅”的綽號。西安事變後，他脫離了十七師回到他的家鄉河南南召，任縣大隊長職。在此期間又接受了地下黨袁葆華等人的影響，開始有了擁護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傾向。1939年三十八軍地下黨為了要選一個有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牌子，具有正規軍事技術素養，但又忠實於西北軍，思想進步的軍官擔任教導隊隊長，作為掩護和使用其軍事技術起見，通過趙壽山軍長，又將他叫回部隊，擔任了教導隊第二期第一隊隊長，總部幹訓班學生隊隊長，三十八軍教導隊第四期大隊長。1942年升任軍部軍訓處處長，1944年又隨趙壽山到第三集團軍任副官長。此後於1945年三十八軍十七師起義後，又經蒙定軍同誌動員，奔赴解放區參加了起義後的民主三十八軍任軍事工作。
他自從1939年任教導隊隊長起，直到1945年到解放區這幾年過程中，一直是一個傾向共產黨，接受黨的領導，聽黨的話，按黨的抗大教材和方法，製定教育計劃和忠誠地完成教育計劃的模範執行者，也是當時部隊新做法的模範推行和執行者。他在這一漫長的工作歲月中，是由國民黨中央軍校嫡係的軍官轉變成一名中上層統一戰線的典型左派，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地知道地下黨活動情況最多，知道共產黨員特別是各期教導隊學生和軍部黨員人名最多的一個知情者。事實證明，他不論是在平時或若幹次緊急關鍵時刻，都能經受得起嚴峻考驗。如在第四集團軍幹訓班學生隊打砸大隊長雷振起合作社暴動，他被撤職以及在軍部被國民黨特務盤問的關鍵情況下，他都能嚴守機密，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泄露情況或灰心動搖過。1945年下半年他任第三集團軍副官長期間，向組織表示過他要求加入黨的願望。後經西北局張德生等同誌同意，決定要第三集團軍組織解決他的黨籍問題。但因故未能實現。直到解放後，經原三十八軍地下黨負責同誌的證明，才在十九兵團入了黨。
除上層統戰工作之外，三十八軍黨組織在大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廣泛交朋友的政策指導下在全軍也大力開展了下層統戰工作，指示黨員同誌每人都要有計劃、有重點地以交朋友的方式，爭取、教育一些具有進步思想、忠實部隊的軍官團結在自己周圍。這些人中間，除了一批可靠左派，如：餘海豐、李嘯蒼，教導隊軍事教官何畏，上官樹德、王經倫、王耕餘和中派劉泊儒、楊海涵、王旭辰、李膺辰、於壽亭等外，還將國民黨派來的嫡係中央軍校畢業的軍官中不負有特務使命和不特別反動的進步分子，爭取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如在軍部任參謀兼教導隊地形教官的張德廣，任教導隊區隊長的黃寶麟，學生隊中的李光裕等。實踐證明，黨的這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張德廣這個人，因漢奸嫌疑（同名同姓）被軍部逮捕押送到洛陽處理。事情弄明白後，因其長於英文軍事翻譯和軍事素養，被胡宗南賞識而做了胡宗南的隨從副官，但黨依然和他保持了朋友關係，先後通過他對保護我西安地下黨和三十八軍在西安的地下黨員以及供給軍事情報等方麵，均做了有益的、有價值的工作。特別是解放後利用他是胡宗南留在西安地下特務組織負責人之一的身份，派他到台灣，騙取了敵特的信任和重用仍被派回西安。他很忠誠地交出了埋伏在西安特別是在陝西各地的特務名單，被我一網打盡。
第四，三十八軍地下黨在開展統戰工作中，除了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和政策的總任務外，還有一個如何把這一總方針政策的普遍性（即共性）善於與三十八軍統戰工作的特殊性（即個性）的具體相結合的特殊任務。
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方針，就全國範圍來說，是在民族矛盾超過階級矛盾前提下而產生的，它的基礎就是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團結一致，共同抗日。顧名思義，就是以國共兩黨為主體，團結全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共同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從總的方麵來說，它同其他任何統一戰線一樣，都有一個共同聯合的利益基礎和一個共同鬥爭的敵人。不言而喻，共同利益就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共同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麵，又必須在總的方針下保存各方利益的獨立性，沒有各方麵力量的獨立性，就不可能聯合各方力量。組成一個什麼樣共同對敵的戰鬥的統一戰線，而且能否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就是在國民黨方麵所高唱的所謂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介石的抗日同一戰線。在我黨方麵，一個時期高喊的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在實質上，就是國民黨要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變成抗日民族同一戰線在黨內的反映。因而，在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總任務中，就理所當然地產生了既要團結，又要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投降求團結則團結亡的鬥爭策略，而這一鬥爭策略的具體運用，則是堅決抵製國民黨的防共、反共、溶共的反動政策，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團結不能團結到被溶化而喪失了獨立性，鬥爭不能鬥爭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在方法上則是鬥爭要鬥爭得有理有利有節，團結要團結得有同有用有異，一打一拉，又拉又打，打打拉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總之就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力和以其他各階級和各階層為一方的要鞏固、擴大，保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力的主要矛盾。而這個主要矛盾之中，又存在著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複雜矛盾。從軍隊方麵來說，則是國民黨中央軍為一方要分化、瓦解、吞並、消滅以八路軍為首的以及非國民黨嫡係中的雜牌軍隊的矛盾。
三十八軍在形式上是打著國民黨旗子，穿著國民黨軍裝，吃著國民黨糧餉，由國民黨指揮的屬於國民黨方麵的抗日雜牌部隊，但是實質上既是最早接受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西安事變，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擁護和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左派楊虎城十七路軍的骨幹主力，又是完全或基本上在我黨的領導下的類似八路軍的抗日主力。蔣介石對這支部隊是既恨、又愛，既怕又難。恨的是它是一支發動西安事變的主力，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國共合作和所謂左傾赤化；愛的是它是一支能為他在前線當“狼”，有戰鬥力的抗日部隊；怕的是它的力量不斷壯大，有朝一日倒戈；難的是想硬把它斷然取消或消滅，又恐“投鼠忌器”，影響其他所有雜牌部隊“人人自危”，眾叛親離。因此，蔣介石對這支部隊采取了既用又防又化的反動政策。用其抗日的戰鬥力，防其赤化，化其革命性為反革命性。因而，擺在三十八軍地下黨麵前的統一戰線工作，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總任務下，還包括或交織著一條建立“反蔣統一戰線”或“反分化、瓦解、並吞、消滅的統一戰線”的雙重任務。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爭取保存和健全這支部隊的生存和力量。又必須首先在普遍大力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廣泛基礎上，集中全力突出做好部隊首領的上層統戰工作，這是做好上層統戰工作的關鍵。而做好這一工作，除了必須大力對其宣傳教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抗日的共同民族利益，還必須善於把抗日的大利益同他個人的具體利益和黨的利益緊密地具體地結合起來。這一工作集中體現在對趙壽山將軍的統戰工作上。
趙壽山將軍
趙壽山是舊軍人出身，同其他地方雜牌部隊的舊軍人一樣，都有著濃厚的地方性和軍閥性。地方性決定了他的用人唯親的封建特點，即老部下、老同學、老親信的幹部政策；軍閥性決定了他視部隊為他的私人財產。所以保存部隊實力，就成為他的最大利益；但他又有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抗日、擁護共產黨、反對蔣介石分化、瓦解、吞並、消滅雜牌部隊的進步方麵。黨要同他們建立鞏固的統一戰線，就必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共同合作、共同抗日的利益前提下，善於把采取新做法，以鞏固其部隊，增強抗日戰鬥力和保存部隊實力，同擁護其向上爬，維護其地位，抵抗國民黨的分化、瓦解、吞並、消滅的政策具體地結合起來，逐步地完成爭取、團結、改造、提高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