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終將消逝的“人口紅利”
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口也是以極快的速度增長，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也醞釀了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未能實施，直到70年代才真正開展了計劃生育，使中國總和生育率很快從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接近更替水平。然而由於年輕人口比例過大，使人口慣性增長不可避免，為了更快地降低人口增長速度，政府在1980年開始實施了更為激進的獨生子女政策。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更替水平的2.1以下。各種調查和普查數據表明，中國總和生育率從90年代初開始就低於2.1的更替水平，到1995年以後更是低於1.5，並一直在1.5以下運行，2000年更是到了1.22。
通常，在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過程中，由於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個時滯，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兒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的特征。其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高的這個階段，通過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人口紅利”。
國際經驗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間，在東亞超出常規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貢獻比率高達1/3到1/2。而西方經濟史表明，新大陸的人均GD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出的部分，大約90％-100％可以歸結為新大陸在人口結構方麵的優勢。
中國實行了近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效果，與其說是控製了人口總量，有助於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不如說是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大大減輕了人口撫養負擔，通過較早贏得年齡結構優勢，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並進而通過保持高儲蓄率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老年撫養比（65歲及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提高並不明顯的情況下，少兒撫養比（14歲以下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
如果用被撫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即總人口撫養比，來代表這種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人口結構特征，計量分析表明，在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一個單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2000年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長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相當於人口轉變對人均GDP增長貢獻在26.8％，即1/4強。
根據預測，隨著中國總人口在2033年達到14.29億之前繼續增加，撫養比首先將進一步下降，從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下降3.2個百分點，帶來經濟增長率上升0.4％。這個階段大約持續到2015年前後。這是因為，2005年底全國1%人口抽樣顯示，中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10055萬人，占總人口數的7.7%。按照老齡化評判標準，中國已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人口學家預測，2010年中國人口總數將為13.39億，2040年達到頂峰14.91億後開始下降。與此同時，65歲以上老年人口2010年為1.12億、2040年達到3.12億後仍將繼續上升。隨著中國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人口老齡化加速將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麵影響。因此，2015年前後是中國“人口紅利”階段的轉折點。（注解：蔡昉：“中國’人口紅‘隻剩十年”，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年8月19日）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潮流。聯合國認為，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麼這個國家就已經屬於人口老齡化國家。
所有的先行國家和地區，都曾經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於“人口紅利”。但是，“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源泉。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殆盡。換句話說，中國在到2020年之前的這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將會麵臨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儲蓄率開始式微，以及社會養老負擔日益加重的各種挑戰。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不僅是中國獲得經濟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齡化社會到來的當務之急。這就意味著未來10多年左右的時間，是中國利用和開發“人口紅利”的最後機會，也是挖掘替代經濟增長源泉的戰略機遇期。如果中國在這個關鍵的階段上錯失良機，經濟增長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