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萬新
五 宅院
母親改嫁了，從戶口和監護人意義而言，李翠梅就等於失去了母親。俗話說“爹死娘嫁人”，比之“少年喪父、中年喪妻、老年喪子”尤為不幸。但好在母親隻是嫁在本村，二成才住進去的地主李廣生宅院，與李士傑宅院同在南垣街，距離不過百十米，6歲的李翠梅兩邊跑動，有時晚上也住在母親那邊；二成才為人和善，也很喜歡她，絲毫沒有讓她感受到母親在這邊和那邊有多大區別。直到念書後她慢慢地思想複雜了，意識到彼家不是己家，過去得次數才少了，直至極少再去。
老實說，那時母親也無法給女兒拿出一口好吃的好喝的，因為她壓根兒沒有。二成才成親時候，自己沒有房子，隻能把盧桂英臨時娶進三成才的家裏，讓三成才出去寄宿了幾天。隨即，夫妻二人搬到村裏李成鬥的閑房借居。在那裏的第二年，李翠梅目睹過母親生下過一個女兒，卻連接生婆都叫不起，隻能讓二成才扶著她的後腰自己生產，疼得哭得淚如雨下。眼看生出來了，孩子的頭發黑丁丁的樣子，卻連臍帶都沒剪就無奈摁死了，因為實在養活不過。李翠梅形容說，當初二成才的光景“窮得往死裏可憐”，幾乎接近斷炊，常年隻能喝些少米的南瓜稀飯充饑，最窘況的青黃不接時，南瓜稀飯也僅僅一天兩頓，下午的第二頓硬要等到陽光照到某一窗欞才喝。為了多種一些南瓜，母親甚至不管迷信忌諱，到村東廟溝把大王廟的廟基土墩刨下來平整攏畦。這樣的日子，她哪裏顧得了女兒李翠梅呢？
按理二成才維持兩口人夥食，應該不至於揭不開鍋。不過李翠梅聽母親說，也不排除被窮親戚所累。二成才共有4個姐妹，每年正月裏都會有幾個拖兒帶女的前來省親，一住就得月餘，吃喝還得有個待客水平，消耗太大，總要見到甕底。正如童謠說“拉大鋸，扯大鋸，姥姥門上唱大戲，外甥小子也要去，外甥女兒也要去，氣得姥爺不出氣，”還有“外甥是狗，吃了就走”，都具有時代特征，還是糧食太匱乏大家都窮，怎麼能算計著多吃一點。梳理吉莊曆史，也正是1954年到1955年間，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全村的征購指標被定得多了，為完成交糧任務，多數人家隻能縮減口糧，致使出現了解放後第一波次的饑荒，二成才家的小氣候也與全村的大氣候有關。
相反李士傑家的日子要好得多，李翠梅印象中沒受饑餓。一來畢竟是富農人家，傳統的節儉有方，比如至今村裏還流傳著一句歇後語“李春看見白麵笑哩——不吃”，說的就是李士傑的長子大年友李春，節儉到把白麵當做一種精神鴉片似的，可見一斑。二來，李士傑一直擅長種菜，挑到神頭賣了手裏能見幾個活錢，還有就是可以定期拿到一點烈屬撫恤，而盧桂英改嫁就享受不到了。究竟烈屬撫恤多少，沒有查到資料上的準確數字，給錢也一直都是李士傑去縣裏的民政局領取，李翠梅聽說大概是每月5元。有個佐證，烈士五辣椒的父親李林仁也領撫恤金，老伴去世早隻他一人有份，他孫子李宏業說肯定每季度是9元。李宏業還講，李林仁平時多去民政局跑跑，一般可以額外要來三元兩元；開始時也跟李士傑結伴，可是後來階級的風聲一緊，大約感覺李士傑的富農成分疑似有負麵效果，也就不再同行。
公允地說，從土改到大躍進，李士傑全家因為富農成分除了名譽不好，並沒有受到多少衝擊，再有烈屬的事實存在，最起碼能毀譽參半，所以過了十幾年安穩日子。但是，在階級鬥爭之弦開始在中國有了繃緊的跡象，身為富農者眼看著不容易繼續獨善其身了，即使是烈屬。
直接把時間記憶回到合作化後正醞釀大躍進冒進氛圍的1958年。。
稍前，吉莊村合作化後曾經開展了一場類似急功近利的運動——當然也是縣裏號召的。這項運動說的專業些，稱為“集資”，土俗些則叫“死寶變活寶”，做法就是動員社員貢獻出舊社會留存下來的銀器、銀元、首飾、元寶，支援國家建設。村幹部先是開會倡導，然後分工上門進行思想動員，當然針對的目標仍是地主富農居多。其中大隊長李如昆負責說服李士傑，說：“四爺，人家都說您有現洋，如果真有就拿出來，是個好事情，給您榮譽的。”李士傑的回答不乏幽默：“你們不妨捆我緊些，吊我高些，銀元是沒有的。”他跟村裏的李壯兩人因此還被送到縣裏的學習班提升覺悟，最終還是沒有交出來。李翠梅當時五年級，她清楚地記得，爺爺回來後還有紀念品，那就是雙手十指皮開肉綻。她還描述過另一個場景：村裏的積極分子確實搜走過爺爺的100個大洋，還把爺爺保存的一盒子各種的原始地契給燒了，一時間院內紙燼飛揚，好像死了人燒紙一樣。本來土地已經在合作化中重新被收歸集體，地契除了極有可能被定性為“變天賬”外毫無了實際價值，但對於曾將全部心血傾注到土地上的李士傑夫妻來說，留著的地契或可畫餅充饑，而一旦連充饑的畫餅都沒了，打擊可謂不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