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 年），由於建州軍侵犯明朝邊境，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調集軍隊，籌措兵餉，準備進軍赫圖阿拉，消滅努爾哈赤。經過數月的籌劃，萬曆四十七年二月，經略楊鎬坐鎮沈陽，命兵分四路圍剿後金，會師赫圖阿拉。北路由總兵馬林率領，從開原出，經三岔口，過尚間崖，進攻蘇子河；西路由總兵杜鬆統領，出撫順關向西，直驅赫圖阿拉；南路由總兵李如柏統帥。出清河，過雅鶻關，直攻赫圖阿拉；東路由總兵劉鋌指揮，出寬甸，從東麵搗後。明兵四路實則10餘萬。
麵對明軍四路圍攻，努爾哈赤采取了李永芳的“憑你幾路來，我隻一路去”的作戰方針，集中八旗兵力，打殲滅戰。
明朝以楊鎬為首，以杜鬆、李如柏、劉綎等為副，調兵籌餉，經過九個多月的準備，到了一六一九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的四月，赴遼的明軍都先後到達，再加上脅迫征調的二萬三千名朝鮮兵，總共有二十七萬餘人，號稱四十七萬大軍。楊鎬與諸將議定，分四路進攻後金，總兵劉綎率軍出寬甸由東；總兵馬林率軍出三岔口由北；杜鬆率軍出撫順關由西；李如柏率軍出鴉鶻關由南，其中以西路杜鬆為主力，皆直指赫圖阿拉。此外，王紹勳總管各路糧草，楊鎬坐鎮沈陽。明廷被自己虛張的聲勢所欺騙，洋洋得意地認為“數路齊搗，旬日畢事耳”。
努爾哈赤掌握了明軍的戰略部署和行動計劃，正確地分析了形勢，認為明軍是采用分兵合擊，聲東擊西的戰術。努爾哈赤說：“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所西來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隻派五百人抵禦和阻滯南路的劉綎軍，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來，打擊從西而來的杜鬆的明軍主力，所謂“憑爾幾路來，我隻一路去”。這一部署是正確的，因為從兵力上看明軍有十萬多人，而後金隻有六萬人，處於劣勢。但明軍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劉綎、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險，行軍困難，一時不易到達，隻有杜鬆一路出撫順，渡渾河，沿蘇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兩日就可到達赫圖阿拉。努爾哈赤以三萬人對付杜鬆的八萬人，才能夠在戰役上穩占優勢，取得主動權。於是他親自統率八旗大軍迅速開赴西線，阻擊明軍。兩軍在薩爾滸一帶相遇，揭開了著名的薩爾滸戰鬥的序幕。
楊鎬兵力47萬全係向努爾哈赤恫嚇之辭。1619年戰事前夕明兵部尚書黃嘉善言，遼東所有官兵共20萬人，此數仍不可靠。所謂20萬人，係在遼東鎮原額9萬之外又加由關內新調往11萬。遼東編製數94，693員名載在《大明會典》係國初底數，16及17世紀曾未如額。即張居正執政時代經過極端整頓，時人謂之為“掊克”，猶隻能維持至83，000人，即再加朝鮮所派兵及葉赫一部參戰兵員，其總數亦隻能在10萬上下，不可能20萬。
努爾哈赤自稱八旗兵馬10萬騎。以後楊鎬各路兵敗之後，滿軍於當年七月攻占開原，用兵4萬，此為滿軍首作攻城戰，係全力以赴，此4萬數可以表現其兵力概況。又在擊敗楊鎬軍後，努曾以犒賞加諸220個“牛錄”(騎兵連)。按每一牛錄有編製數300名，220牛錄應共有最大之戰鬥力66，000人。薩爾滸戰役展開時滿軍倉促動員，兵馬到達時隨即加入戰鬥。所以從以上情形看來：在戰鬥最高潮時，可能投入5萬至6萬人，但並非經常如此。所以在純粹數字上，明軍仍占優勢，但不如外傳之甚。
以下尚要說明：在戰場上滿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數量上之優勢，但其記錄經常高度估計對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戰功，不能放棄以寡敵眾之立場。
楊鎬之攻略計劃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馬林、杜鬆、李如柏及劉綎各稱“主將”，出邊各有出發城堡地點，但未指明每路之攻擊目標，隻稱其任務分別為“攻奴酋之北麵”、“攻奴酋之南麵”等。馬林原定由三岔兒堡出邊，經彼呈請改由靖安堡出，但攻擊發動之前夕，馬又請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兒堡出，亦經批準，因此日後馬林兩路遇敵時，彼此相去不過數公裏，但為渾河阻隔，楊鎬未派前鋒，未控製總預備隊。但明軍後方重鎮如遼陽、廣寧仍有專將專兵把守。
從軍事眼光看來，楊鎬之攻略計劃甚鮮成功希望；統帥未遣派搜索部隊，敵情始終不明；亦未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輔助，而係平行並進，四路主將各不相屬，戰線廣袤300公裏；自部隊開進後主帥即失去掌握，至兵敗之後，楊鎬始悉部隊已與敵軍接觸。
明軍攻勢可謂“外線作戰”，顯然以敵都赫特阿拉為目標。此時努爾哈赤如采取被動，明軍可望合圍，否則即集中兵力兼程猛進，不顧對方野戰軍之出處，先以雷霆萬鈞之力奪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膚公。再不然則依賴數量上之優勢，不計時日，各路穩打穩紮，一麵以守作攻，逐漸縮小其包圍圈，亦應向各主將剴切表明統帥企圖，指定中間預定之到達線。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殲滅敵之野戰軍，更當加強縱深配備，注意側翼行動，不能賦予某路任務為攻奴酋之某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