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和高遠東在一個研究室工作。那時候人們喜歡清談，周圍各類沙龍十分活躍，可是幾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個人躲著讀周易、魯迅、金庸之類的書。偶和同事見麵，語驚四座，神秘的玄學一直罩著他。直到他在《魯迅研究動態》發表了那篇《〈祝福〉：儒道釋“吃人”的寓言》，人們才發現了他的誘人的才華。我讀了那篇論文，很長時間不敢去碰魯迅，因為自知沒有相當的功夫，是不能從容地解析那個世界的。
對於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這其間偶能看到他在雜誌上談論魯迅的文章，都閱之再三。高遠東的文字是有著穿越時空的回旋感的。從八十年代開始，他思考的宏大問題從來都是從細節上開始的。他看文學原著，都不願意簡單地停留在價值判斷上，而是從文化的血脈裏整理其複雜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現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真的讓我駐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來形成思維慣性，在他那裏被另一種思路代替了。我曾經想，討論魯迅也不妨多一點野性或文藝學科以外的東西，我們現在的研究大多被學科意識所罩住，同語反複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這個範圍。
高遠東之於魯迅，暗示著八十年代末以來諸多文化難題的彙集。他開始起步的八十年代的諸多精神題旨，在九十年代與後來的歲月越發棘手與撲朔迷離。在冷戰結束與諸種新思潮彌漫的時候，如何麵臨抉擇，一直困擾著他。也緣於此，他從魯迅資源裏尋找當下語境裏屬於自己的東西。不僅在回溯著原點，其實重要的是他發現了魯迅世界的一種複雜結構下的心智情緒。魯迅研究的最大問題是研究者一直在遠離魯迅的語境來討論魯迅。在高遠東看來，“選擇魯迅還是胡適”，就是非此即彼的冷戰模式。比如自由主義與左派誰更重要，是封閉語言環境裏才有的疑問。人們多年一直在用魯迅最厭惡的語言討論魯迅，這是青年一代遠離這個前輩的很大原因。我以為他不同於同代人的地方在於，他的思考恰恰是從顛覆這個思維模式開始的。他解析其小說，梳理青年魯迅的文言論文，參與現代性的討論，根本點是找到魯迅的那個回旋式的語言邏輯點。魯迅在肯定著什麼的時候，同時又在提防著什麼，在走向近代化時又反抗近代化的黑影。最早是汪暉從哲學的層麵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汪暉沒有來及從更深的層麵繼續自己的思路，而高遠東卻從多樣的精神載體裏，找到了麵對魯迅的視角。魯迅是如何從古文明裏出離，如何再進入對古文明的改造；如何在確立“內耀”的同時，又關注“他人的自我”；如何在建立現代小說的規範那一刻又衝破了這個規範？回答這個問題用了作者二十餘年的時間。這其間他的思緒從西洋近代哲學到古中國的先秦哲學，從五四回到當下，從俄國經驗回到中國現實。他驚奇地發現了魯迅精神結構的一個鏈條，那就是在“立人”的情懷裏的“互為主體”的思想。這不僅回答了新思潮對魯迅的挑戰，也回答了一些淺薄的左翼人士偏執理念的諸種提問。這是高遠東不同於前人的地方，他終於在複雜性裏找到一個解析魯迅的話語方式。
在高遠東那裏，一是不斷從當下的問題意識裏尋找與五四啟蒙傳統的對話形式，一是從魯迅的小說與雜文文本裏爬梳其精神的另一種可能性。前者不得不回答自由主義與後現代思潮的挑戰，他從未將魯迅傳統與胡適傳統簡單地對立起來，而是把他們視為文化生態的兩翼。“魯迅是藥，胡適是飯。”這個通俗的比喻又用來形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各自價值。這就和各類流行的思想隔離開來，有了自己獨立的聲音。後者則從知識界的分化裏，發現新的知識群落的悖論。比如後現代論者急於顛覆啟蒙以來的理性邏輯，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恰恰是他們在出發點上要否定的存在。曆史正重複著五四前後的景觀。人們在呼喚建立什麼的時候，又開始喪失著另一種資源。
而魯迅絕不是這樣。高遠東在一種當下的焦慮裏，進入了對魯迅的深度讀解。他發現魯迅在麵臨那個年代的話語氛圍時，一直持一種冷靜的批判姿態。即常常從流行的確切性的話語裏發現他們的悖論。而他的一些思考其實就是要穿越這個悖論。高遠東從魯迅早期的文言論文《破惡聲論》裏，發現了魯迅思想的重要資源。《魯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來是他的思想成熟的標誌。
《魯迅的可能性》解釋了“主體性”與“互為主體性”的邏輯過程。特別是“互為主體性”的提出，是繼“立人”、“中間物”意識之後，一個重要的發現。魯迅思想原點的這一個元素的發現，為真正還原棘手的價值難題創造了一種可能。魯迅不是在“是”與“不是”中討論主奴的關係，而是在強調“立人”的過程中，繞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簡單邏輯，把“主觀”、“自覺”發展為“反諸己的內省”。高遠東寫道：
我不知道魯迅的批判除了針對晚清中國立憲派的“國民說”外，是否也包含著對明治時期以來日本思想的某種觀察在內，那時的日本剛經曆日清、日俄兩大戰爭，但之前思想界就忙於“脫亞入歐”，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邏輯合法化。像福澤渝吉從“民權論”到“國權論”的轉向就是一個例子；而戰敗的中國一方，甚至包括革命黨人等“中國誌士”在內，羨慕“歐西”的強大和日本弱肉強食的成功，不惜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明邏輯，以西歐、日本為師以圖民族自強。這種情況其實代表著亞洲/中國與西方之“現代”相遇的殘酷現實：殖民、帝國主義不僅屬於殖民主義者，而且也成為被殖民者的意識形態；不僅被殖民者用來進行征服，而且也被被殖民者用來進行反征服——處於主從關係之中的主從雙方竟享有同一價值。魯迅發現了這一點，其思考因而也得以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平台——如何消除主從關係——之上進行，他不僅關心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而且關心侵略、奴役、殖民的思想機製的生產，關心怎樣從根本上消除侵略、奴役和殖民機製的再生產問題。作為一個“受侵略之國”的青年思想者，魯迅對“崇侵略”思想的批判完全不同於“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抗邏輯，完全超越了當時亞洲/中國思想關於人、社會、國家、世界之關係的理解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