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北海、景山,全是皇室禁地,官商百姓要出遊,須另找去處。最出名的去處有城西的釣魚台,城北的土城,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寧寺。這幾個地方為何出名呢?原來土城地曠,便於架起柴火來吃烤肉;釣魚台開闊,可以走車賽馬;法藏寺塔高,可以俯瞰了望;而天寧寺在彰義門外,過珠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好幾家出名的飯莊。烏世保要去天寧寺,為的是回來時順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廣和居”,他那裏的南炮腰花、潘氏蒸魚,九城聞名。
烏世保請的壽明,就是替他出主意請病假的那位弦師。此人做過一任小官,但不知從什麼時候,為了什麼就遠離了官場,而且再沒有回複的意願了。他弦子彈得好,不僅能伴奏,而且能卡戲,特別是模仿譚鑫培、黃潤甫的《空城計》,稱為一絕。各王府宅門每有喜慶,請堂會總有他。他也每請必到。他生計窘迫,不接黑杵,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不過他成天提著弦子拜四方,可不光是為了過彈弦的癮,他還沒到空著肚子湊熱鬧,為藝術而藝術的超脫境界!他借著走堂會這機會也兼營點副業,替古玩店與宅門跑合拉纖,從中掙幾個“謝儀”。這事兒看著輕巧,其實不易,一要有眼力,品鑒古玩得讓買賣雙方服氣;二要有信用,出價多少,要價高低,總得讓賣主知足,買主有利可賺,成破都不能離大譜。這就造就了壽明脾氣上的特別之處,一是對朋友熱心腸守信用,二是過分的講麵子要虛榮。因為幹這行的全憑“信譽”,一被人看不起,就斷了財路了。
這日他們從天寧寺回來,在廣和居盡情吃喝了一陣,已是未時末申時初,夜宴上座的時候。出門時他和烏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給包了一個荷葉包的合子菜,出門拐彎,走到了胡同北口。這時由菜市口東邊過來一輛青油轎車。壽明沒防備,叫車轅刮了個趔趄,還沒站穩,車上跳下來個戴纓帽的差人抓住他領口就搧了一嘴巴。烏世保喊道:“畜生,你撞了人還敢無理!”這時車簾掀開,一個官員伸出頭來喊道:“什麼東西這樣大膽,擋了老爺的車道,打!”
烏世保聽這聲音耳熟,扭過頭一看,是自己家的旗奴,東莊子徐大柱的兒子徐煥章。這徐煥章的祖先,是帶地投旗的旗奴,隸籍於它撒勒哈番烏家名下。這樣的旗奴,不同於紅契家奴。除去交租交糧,三節到主子家拜賀,平日自在經營他的田土,並不到府中當差。這些人中,有的也是地主,下邊有多少佃戶長工、老媽下人,過的也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排場日子。但主子若有紅白大事,傳他們當差,可也得打鑼張傘,披麻帶孝,躬身而進,退步而出,抬頭喊人主子,低頭自稱奴才。別看他們在家當主子時威嚴得不可一世,出來當奴才時卻也心安理得。他們覺得這也是一份資格、一份榮耀。他們教訓自己的奴仆時,往往張口就是:“你們這也叫當奴才?看看我們在旗主府裏是怎麼當差的吧!主子一咳嗽,這邊唾盂遞過去了,還等吩咐?主子傳話的時候,哪一句上答應‘嗻’,哪一句上躬身後退,都有尺寸管著,能這麼隨便嗎?”
這些年有點變樣了,不少主子家越來越窮,有的連家奴都養活不起,幹脆讓他們交幾兩銀子贖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扛包兒當窩脖兒了。旗奴卻當官的當官,為商的為商,發跡起來。旗主子就反過來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窮得給人扛包兒,他的旗奴贖身後作了太仆寺主事,這主子一沒錢用就扛著貨包在太仆寺門口轉悠,單等他的奴才坐轎車來時攔著車喊:“小子,下來替爺扛一骨節兒!”太仆寺主事丟不起這人,隻得作揖下跪,掏錢給主子請他另雇別人。按著“大清律”,奴才贖身之後,盡管有作官的資格,仍保留著主奴名分。舊旗主打死贖身旗奴,按打死族中旗奴減一等定罪,不過“降一級調用”而已,沒哪個奴才敢惹這個漏子。
徐煥章的父母是贖身脫了奴籍的。可徐煥章是家生子,盡管脫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煥章連半個眼都看不上烏世保,焉能甘心受這窩囊氣呢?有舍銀子舍錢的,還有舍奴才當的嗎?當奴才可以,總有點什麼撈頭才行。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尋個新主子。如今連太後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時宜,於是他信了天主教,並且由天主教神甫資助上了同文館,在那裏學了日本話和法國話。為此,鬧義和團的那一陣,他可當真喪魂失魄了幾個月,躲在交民巷外國醫院當了義務雜役。直到八國聯軍進城後的第四天,他才敢回家。八國聯軍進城頭三天,見人就殺見東西就搶。徐煥章知道底細,沒敢出門。烏世保是正白旗,徐煥章既是烏家的奴才,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也就是朝陽門以北東四大街以東的這一地帶。這一地帶在聯軍破城之後歸日本軍占領。徐煥章一路走來,就見有幾家王府和大宅門口挑出白色降旗,上寫“大日本國順民”字樣。自家門口,隻見也挑了幅白旗,卻沒寫字。到家之後,問起原由,才知道這日本占領區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凡不掛歸順白旗的人家,日軍就視作義和團拳民,任意殺戮。幾個王府大戶帶頭掛出了白旗,沒來得及逃走的百姓也隻得效法。但有的戶無人識字,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順民”帽子,便隻掛旗不寫字,多少給自己留點臉麵。徐煥章聽後,連連搖頭,叫他女人趕緊把旗解下來。他爹聽了,忙攔阻說:“別價,太後跑了,八旗兵撤了,連肅王府都掛了白旗,咱能頂的住鬼子的洋槍嗎?”徐煥章說:“我不是要撤下來,我叫她把旗解下來寫上那幾個字。”他女人說:“不寫字鬼子兵也認可,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國奴的字據!”徐煥章說:“住口!我們這談論國家大事,哪有你說話的地方?”“德性!”他女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出門把白旗解下,扔在了書案上。徐煥章是在同文館學過日文的,就研好墨,潤好筆,展開自旗,端端正正寫了幾個地道日本文字“順民の家”,掛了出去。這招牌一掛,立刻生效,第二天下午一個軍曹帶著四個日本陸軍士兵就來找徐煥章談話了。那時全北京城裏,要找兩個會日本話的中國人,實在比三伏天淘換兩個凍酸梨當藥引子更難辦。日本軍成立臨時偽政權“安民公所”,正尋找“舌人”,自然要找這白旗上寫日本字的人來。第三天徐煥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個白箍,上邊寫“大日本軍安民公所”,蓋了關防。從此晃著膀子跟日本巡邏兵一塊抓拳民,殺亂黨,替日本軍隊搜羅地方上的痞賴劣紳組織維持會,一時間成了北京城東北角上的伏地太歲。日本人知道敢於出頭幹維持會的人,沒一個在老百姓眼裏有斤兩的,叫他們出來臨時維持一下街麵秩序可以,靠他們長久為自己效勞絕對沒門兒,就交給這維持會一項任務,要他們探聽在這一地區居住的王公大臣們的行蹤和品行,以便發掘可委重任的大角色。也是該當徐煥章發跡,這區內住著一位鐵帽子王,曾任鑲紅旗漢軍都統、軍谘大臣,現任民政部尚書的善耆。善耆跟前一個戈什哈和徐煥章住鄰居。這天徐煥章從維持會回家,路過這戈什哈門口,看到那人在院裏槐樹下放了個小炕桌就著黃瓜喝燒刀子。他看了一眼,並沒在意。他走過去後,隻聽背後咣噹一聲急忙把大門關上了,這才引起他警覺,心想:“這小子不是隨肅王保著太後跑陝西去了嗎?怎麼突然顯魂了?”想到這,連家門都沒進,原地一扭身又走了回去,照直走到戈什哈大門口,用手把門拍得山響說:“沙二爺,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