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北海、景山，全是皇室禁地，官商百姓要出遊，須另找去處。最出名的去處有城西的釣魚台，城北的土城，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寧寺。這幾個地方為何出名呢？原來土城地曠，便於架起柴火來吃烤肉；釣魚台開闊，可以走車賽馬；法藏寺塔高，可以俯瞰了望；而天寧寺在彰義門外，過珠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好幾家出名的飯莊。烏世保要去天寧寺，為的是回來時順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廣和居”，他那裏的南炮腰花、潘氏蒸魚，九城聞名。
烏世保請的壽明，就是替他出主意請病假的那位弦師。此人做過一任小官，但不知從什麼時候，為了什麼就遠離了官場，而且再沒有回複的意願了。他弦子彈得好，不僅能伴奏，而且能卡戲，特別是模仿譚鑫培、黃潤甫的《空城計》，稱為一絕。各王府宅門每有喜慶，請堂會總有他。他也每請必到。他生計窘迫，不接黑杵，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不過他成天提著弦子拜四方，可不光是為了過彈弦的癮，他還沒到空著肚子湊熱鬧，為藝術而藝術的超脫境界！他借著走堂會這機會也兼營點副業，替古玩店與宅門跑合拉纖，從中掙幾個“謝儀”。這事兒看著輕巧，其實不易，一要有眼力，品鑒古玩得讓買賣雙方服氣；二要有信用，出價多少，要價高低，總得讓賣主知足，買主有利可賺，成破都不能離大譜。這就造就了壽明脾氣上的特別之處，一是對朋友熱心腸守信用，二是過分的講麵子要虛榮。因為幹這行的全憑“信譽”，一被人看不起，就斷了財路了。
這日他們從天寧寺回來，在廣和居盡情吃喝了一陣，已是未時末申時初，夜宴上座的時候。出門時他和烏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給包了一個荷葉包的合子菜，出門拐彎，走到了胡同北口。這時由菜市口東邊過來一輛青油轎車。壽明沒防備，叫車轅刮了個趔趄，還沒站穩，車上跳下來個戴纓帽的差人抓住他領口就搧了一嘴巴。烏世保喊道：“畜生，你撞了人還敢無理！”這時車簾掀開，一個官員伸出頭來喊道：“什麼東西這樣大膽，擋了老爺的車道，打！”
烏世保聽這聲音耳熟，扭過頭一看，是自己家的旗奴，東莊子徐大柱的兒子徐煥章。這徐煥章的祖先，是帶地投旗的旗奴，隸籍於它撒勒哈番烏家名下。這樣的旗奴，不同於紅契家奴。除去交租交糧，三節到主子家拜賀，平日自在經營他的田土，並不到府中當差。這些人中，有的也是地主，下邊有多少佃戶長工、老媽下人，過的也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排場日子。但主子若有紅白大事，傳他們當差，可也得打鑼張傘，披麻帶孝，躬身而進，退步而出，抬頭喊人主子，低頭自稱奴才。別看他們在家當主子時威嚴得不可一世，出來當奴才時卻也心安理得。他們覺得這也是一份資格、一份榮耀。他們教訓自己的奴仆時，往往張口就是：“你們這也叫當奴才？看看我們在旗主府裏是怎麼當差的吧！主子一咳嗽，這邊唾盂遞過去了，還等吩咐？主子傳話的時候，哪一句上答應‘嗻’，哪一句上躬身後退，都有尺寸管著，能這麼隨便嗎？”
這些年有點變樣了，不少主子家越來越窮，有的連家奴都養活不起，幹脆讓他們交幾兩銀子贖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扛包兒當窩脖兒了。旗奴卻當官的當官，為商的為商，發跡起來。旗主子就反過來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窮得給人扛包兒，他的旗奴贖身後作了太仆寺主事，這主子一沒錢用就扛著貨包在太仆寺門口轉悠，單等他的奴才坐轎車來時攔著車喊：“小子，下來替爺扛一骨節兒！”太仆寺主事丟不起這人，隻得作揖下跪，掏錢給主子請他另雇別人。按著“大清律”，奴才贖身之後，盡管有作官的資格，仍保留著主奴名分。舊旗主打死贖身旗奴，按打死族中旗奴減一等定罪，不過“降一級調用”而已，沒哪個奴才敢惹這個漏子。
徐煥章的父母是贖身脫了奴籍的。可徐煥章是家生子，盡管脫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煥章連半個眼都看不上烏世保，焉能甘心受這窩囊氣呢？有舍銀子舍錢的，還有舍奴才當的嗎？當奴才可以，總有點什麼撈頭才行。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尋個新主子。如今連太後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時宜，於是他信了天主教，並且由天主教神甫資助上了同文館，在那裏學了日本話和法國話。為此，鬧義和團的那一陣，他可當真喪魂失魄了幾個月，躲在交民巷外國醫院當了義務雜役。直到八國聯軍進城後的第四天，他才敢回家。八國聯軍進城頭三天，見人就殺見東西就搶。徐煥章知道底細，沒敢出門。烏世保是正白旗，徐煥章既是烏家的奴才，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也就是朝陽門以北東四大街以東的這一地帶。這一地帶在聯軍破城之後歸日本軍占領。徐煥章一路走來，就見有幾家王府和大宅門口挑出白色降旗，上寫“大日本國順民”字樣。自家門口，隻見也挑了幅白旗，卻沒寫字。到家之後，問起原由，才知道這日本占領區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凡不掛歸順白旗的人家，日軍就視作義和團拳民，任意殺戮。幾個王府大戶帶頭掛出了白旗，沒來得及逃走的百姓也隻得效法。但有的戶無人識字，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順民”帽子，便隻掛旗不寫字，多少給自己留點臉麵。徐煥章聽後，連連搖頭，叫他女人趕緊把旗解下來。他爹聽了，忙攔阻說：“別價，太後跑了，八旗兵撤了，連肅王府都掛了白旗，咱能頂的住鬼子的洋槍嗎？”徐煥章說：“我不是要撤下來，我叫她把旗解下來寫上那幾個字。”他女人說：“不寫字鬼子兵也認可，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國奴的字據！”徐煥章說：“住口！我們這談論國家大事，哪有你說話的地方？”“德性！”他女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出門把白旗解下，扔在了書案上。徐煥章是在同文館學過日文的，就研好墨，潤好筆，展開自旗，端端正正寫了幾個地道日本文字“順民の家”，掛了出去。這招牌一掛，立刻生效，第二天下午一個軍曹帶著四個日本陸軍士兵就來找徐煥章談話了。那時全北京城裏，要找兩個會日本話的中國人，實在比三伏天淘換兩個凍酸梨當藥引子更難辦。日本軍成立臨時偽政權“安民公所”，正尋找“舌人”，自然要找這白旗上寫日本字的人來。第三天徐煥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個白箍，上邊寫“大日本軍安民公所”，蓋了關防。從此晃著膀子跟日本巡邏兵一塊抓拳民，殺亂黨，替日本軍隊搜羅地方上的痞賴劣紳組織維持會，一時間成了北京城東北角上的伏地太歲。日本人知道敢於出頭幹維持會的人，沒一個在老百姓眼裏有斤兩的，叫他們出來臨時維持一下街麵秩序可以，靠他們長久為自己效勞絕對沒門兒，就交給這維持會一項任務，要他們探聽在這一地區居住的王公大臣們的行蹤和品行，以便發掘可委重任的大角色。也是該當徐煥章發跡，這區內住著一位鐵帽子王，曾任鑲紅旗漢軍都統、軍谘大臣，現任民政部尚書的善耆。善耆跟前一個戈什哈和徐煥章住鄰居。這天徐煥章從維持會回家，路過這戈什哈門口，看到那人在院裏槐樹下放了個小炕桌就著黃瓜喝燒刀子。他看了一眼，並沒在意。他走過去後，隻聽背後咣噹一聲急忙把大門關上了，這才引起他警覺，心想：“這小子不是隨肅王保著太後跑陝西去了嗎？怎麼突然顯魂了？”想到這，連家門都沒進，原地一扭身又走了回去，照直走到戈什哈大門口，用手把門拍得山響說：“沙二爺，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