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輕時學習寫小說，總想找些奇談巧遇，寫出來令人“拍案驚奇”。近年來認識到真實和樸素的價值，就想極力避免那些太過於戲劇性的事件。所以遲疑再三，不願寫城山先生的事。
我去山東重訪少年時工作的地方，住在某縣城招待所裏。招待所很小，隻有四五間客房，不兩天所住的客人就都熟識了。我隔壁住著兩夫妻，男的有六十多歲，女的四十多歲。男的一天到晚不吭一聲，女的有說有笑，滿院子都是她的聲音。男的早出晚歸，一身油垢。女的打扮得過分入時，在這小縣城裏頗有些紮眼。她除去到集市上買雞，買肉，買蘋果，就在門前一個煤火爐上燒菜或是在井邊洗衣服，再不就湊到人堆裏扯閑天。
有一天下雨，我不能外出，坐在傳達室和看門的於老漢閑談。於老漢認識字，從《新觀察》上讀過我寫的訪日短文，就跟我打聽日本的情形。談話中間，那女人來了，於老漢招呼她坐，她搖搖頭仍在門邊站著，滿有興趣的聽我閑聊。我對她沒多少好印象，這時正和老漢談日本的吃食，並沒睬她。可是我正談到興頭上，她兜頭來了一句：
“你淨是胡扯，那地方不怎麼樣！”
咦，這真奇了。我既不是對她說的，她又沒到過日本，怎麼能說我胡扯？
“他們日本人好東西也做不出好味兒來，挺好的魚，吃生的！肉呢，弄的稀甜，一吃就惡心！做湯連點油也不放，放些小幹魚兒，惡腥氣！”
我有點生氣的問：“還有啥不怎麼樣的？”
“見人就鞠躬！整天坐在硬炕席上，還叫你跪著坐。我偏不，故意伸直腿把腳丫子衝著門！”
“這麼說你去過日本？”
“才回來沒半年。本來說住到年底的，我說啥也不住了，俺老頭沒法，跟我提前回來了。”
這時候於老漢才插嘴告訴我：她的老頭，就是那個滿身油垢，整天不出聲的人，是日本人，大夥叫他城山先生。地區汽車修造廠的技術員，到這兒的汽車修理廠幫忙來了。我這才明白為什麼她的裝束有點紮眼，毛衣和筒褲都是貨真價實日本產，比北京街頭留長發蓄胡須的哥們身上地道的多。
盡管對這人印象不好，但覺得自己態度也過於不遜了。我忙向她讓坐，並打聽她怎麼會嫁給個日本人的。
“我三十歲時死了男人，想找個沒結過婚的，工資高點的，人老實點的，年紀大點的。中國人裏找不著。就他合適。”
“你在哪兒找著他的呢？”
“不用找，他一直跟我在一個廠。我沒進廠他就在那個廠了，從一解放他就在那個廠工作，是從解放區進城來的。”這時一陣劈劈啪啪的泥水聲，城山先生從外邊回來了，打著一把破傘，鞋子夾在腋下，赤著兩隻腳走到門口，朝我們看了一眼，幾乎看不出的點點頭，又朝裏走了進去。
“喂！”夫人尖叫了一聲，把頭伸出門去，“你把傘在外邊先落，把腳涮幹淨再進去！”
城山先生站住腳，畢恭畢敬地聽完，一聲不響地走到井邊涮腳去。夫人說是要給老頭子打酒，趕到井邊，一邊數落城山先生出門不帶雨鞋，也不想著多穿件衣服，從他手裏把傘奪了過去。進屋拿了酒瓶，一陣風跑出了招待所大門。
城山先生引起我職業性的興趣。我請縣委開了介紹信，去汽車修配廠訪問他。
汽修廠的廠長老薑，原來在地區廠裏和城山同事，請城山來幫忙，就是他的主意和他的麵子。他一看介紹信很高興，倒象要訪問的是他本人，一口氣介紹了城山許多好處：在戰爭時期就參加我們工作了。不怕危險，認真苦幹，責任心強……總之，是個有覺悟的國際朋友。他有日本國籍，可是拒不接受額外照顧，隻和中國工作人員拿同樣的工資，享受同等待遇。退休以後，四處幫忙，從不要補差之類。
我問：“日本僑民有幾次分批回國，他怎麼不走？”
老薑說：“戰爭年代他為什麼沒走我不知道，建國初期我才和他在一道工作，那時他說中國才開始建設，正需要技術人員，他不能走。後來生產上正軌了，他從一個老鄉那裏得知當時日本生活很困難，失業的人不少，他又沒走。再以後，他在這兒成了家，而且離退休的年紀也不遠了，當然就更不走了。”
“現在既然退休了，可以回去了吧？”
“今年他回去一次，大家以為他是先去看看情況，安排一下，以後回國。可是一年的護照，他三個月就回來了。”
“為什麼，就為他愛人過不慣那兒的生活？”
“據他愛人說是這樣，可也不象，也許中國這點退休金拿到日本不頂用，也許……誰知道呢，這個人近幾年越來越沉悶了，一句正經話也說不出來！”
等薑廠長領我到現場去找城山的時候，已經離中午吃飯的時間不遠了。城山正躺在一輛舊福特下邊修車。老薑喊了好久，他才把頭仰麵朝天地從車下探出來，說：“正幹著活，你叫啥哩？”——說的是地道的魯中土話。
“有記者訪問你！”
“這是幹活的時候，又不是會客的時候。”
他說完不等回答，又把頭縮了進去。
碰了個釘子，我有些掃興，對老薑說：“咱們回辦公室等他吧！”
老薑抱歉表示同意，和我走出車間。這時城山在身後喊了一聲，滿臉油汙的追了出來。我倆就站住了腳。人們總有點好奇心。院子裏幾個幹活的人看見日本技術員喊住我這個生人，都停下活來觀看。這時他走近了，笑笑說：“剛才正在節骨眼上，停不下手來，對不起。”
為了表示尊重，我用日語說：“能見到你很高興，我不算采訪，隻想和你談談心……”
他臉上露出了惶然的表情，望著我不吭一聲。
我又說：“我也才去日本回來不久。”
他搖搖頭，用山東話說：“我是偏僻地方人，你的關西口音我聽不懂，咱們說中國話吧！”
我又一次有些掃興。我的日語水平雖然很低，但這幾句話還不致於說錯。他既聽出我有關西口音，怎麼會聽不懂內容？我又用中國話重複了一遍，和他交談的興致已經淡多了。老薑要去向幹活的工人交代什麼事，我便約城山下午再談，再次和他告別。城山忽然有點遲疑地看著我說：“你小時候是不是在輕金屬工廠當過苦力？”
我感到很意外，忙說：“是啊！”
“認識個城山信一郎嗎？我就是城山信一郎啊！”
咦！我又上下仔細地看他。他說：“在招待所我就懷疑是你了。下午到招待所再談，我去找你！”
我懷疑他是不是城山信一郎？臉相依稀還象，可是神態、性格完全不是那一個人。
輕金屬工廠，是日本人掠奪中國礦藏的一家工廠，技術工人大多是日本人，苦力和學徒是中國人。我是到那裏當卯子工的，每天抱著一捆木樁跟在測量的人後邊釘樁子。日本人給多少工資我不知道，反正包工櫃上一天給我兩角五分錢，扣了住席子窩鋪和吃窩頭鹹菜的錢，到我手隻有七八分錢，幹幾個月不夠買雙鞋。穿苦力們不夠用度怎麼辦？把頭教我們偷，偷了工廠的東西他負責收買，不必自己拿出去賣，這樣少點危險，可是他收價很低，偷一把鉗子隻給五個雞蛋，偷一個小電機也不過給一條藍布褲子再加一雙鞋錢。我年紀小，不敢偷大家夥，隻能撿點小便宜。有一天在翻砂場外邊幹活，我進車間裏閑逛，看見窗台上，放著一隻新電筒，隨手揣到了懷裏，急忙溜了出來。約摸快到下班時候了，我正要把剩下的木樁打成捆扛回窩鋪，一個小鬼子氣的滿臉煞白，抓住了我，“你跟我來！”
我害怕了，兩腿發抖，臉漲的象火燒，求救的眼光投向把頭。把頭原來在指揮我把木樁捆好，現在他自己卻看也不看我，搶過我手中的木樁用繩一摽，扛著走了。
“跟我走！”
我無可奈何地跟著小鬼子走。他並不抓著我，隻是在前邊領路，不時回頭看看我。他有十八九歲，穿一身戰鬥服，洗的發白了，又落滿了黑砂。戴一頂戰鬥帽，帽子前角一個窟窿，後邊毛了邊，掛著線頭。穿一雙分指的水襪子，也露出了小腳趾，隻有屁股上別的那毛巾是新的。我還沒見過這麼窮的日本人。他一句話不說，領我繞過辦公室，往石灰礦那邊空曠的地方走。我越走心越往下沉。一般的小偷小摸，日本人看見打兩嘴巴就放了。偷了重要東西，送勤勞部、警備隊，那是要灌涼水上老虎凳的。他現在不打我，當然是要送我進那裏去了。
這時正下中班，人們紛紛往廠外走，我不好執拗。過了會兒，看看周圍沒人了，我停住了腳。他走出四五步，聽到後邊沒有腳步聲，也停下了，回過頭對我說：“走！”
我說：“不！”
“走！”
“你要把我帶到哪兒去？”
“不要問，跟我來！”
“先生！”我哭了，把手電筒從懷裏掏了出來，“我還給你，還給你不行嗎？”
他走近了我，扠開兩腿，伸開胳膊，擺出副角力的姿態：“你這麼小，為什麼學幹下流事？”
“我，我沒有錢，媽媽病了，來信叫我寄錢去……”
“你……”他噎了一下，把胳膊收起來，扠腰站在我對麵。“你們家沒別人掙錢嗎？買藥靠你這個小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