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口紅利
一些人口經濟學家們研究發現，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也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對於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一些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統計顯示，中國不僅現在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在全球最高，而且，加上將來的適齡勞動人口數(即不到15歲的人口)，占到總人口的93%，這是除欠發達國家之外最高的（表1）。考慮到很多欠發達國家人均壽命較短，有一些不可比因素，可以認為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將是最為充裕的。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勞動力的總量規模，創造價值的能力是巨大的。這就是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未來進一步發展仍需要靠“人口紅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隻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曆史機遇，並且大量勞動力的存在也造成了未來的就業壓力。這是我們在強調“人口紅利”的同時需要注意應對的挑戰。人力資本的積累以及收入和機會分配的改善是享受紅利的關鍵；注重人力(包括機會分配平等社會支持)資本的積累才能把握這一人口帶動發展的機遇。
三、增長中被忽視和被妥協的危機因素
盡管在今後發展中會有上述的戰略性機遇，但是，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新的宏觀評估框架來審視我們的發展道路時，會發現傳統忽略的危機因素在不斷累積，而且在新的變化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中可能會過快地凸現，打亂我們的發展進程。
這些增長中被忽視或被妥協的危機因素包括如下四個方麵。①傳統增長方式的不可持續。這表現在過度的資源消耗和持續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下降。②收入和機會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機會分配不公問題，社會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③金融脆弱性和缺乏處理外部衝擊的經驗和能力。④改善政府治理結構和抑製腐敗。
重視並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不但有利於在全麵開放、城市化加速和市場經濟體製全麵轉化等新條件變化下保持經濟增長的平穩和可持續，更為成功地實現全麵小康社會打下基礎。
（一）傳統增長方式不可持續
中國的經濟增長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1978～2003年間年均經濟增長9.2%，人均GDP達到了1000美元。但這一增長模式長期依賴於“投入—投入”，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出現了持續性的高投資率和資本回報率下降，至今已經有10年了，當然這與城市化進程加快有關，更與這一模式具有不可持續性，特別是由政府來動員高投資的資本形成機製更是不可持續的有關。
政府主導的資金、土地和財政稅收扭曲了要素價格和偏離了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①人為地壓低了資金成本，導致資金過密傾向，影響了就業；在外資引進上的地方政府過度競爭，導致了引進外資效率的損失。②土地要素價格的扭曲，城市化過程的農地過分被占用，對農地補償低，將農民變為了市民，但社保和就業體係沒有建立，而財政卻同時付出代價支持工業開發區的土地價格倒掛，土地要素被廉價使用。政府配置資源在一定階段對突破“瓶頸”與實現趕超有著最為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引起要素價格扭曲，進而引起經濟結構的扭曲。這種過度依賴於政府扭曲政策進行有形資本積累推動發展的模式代價是巨大的，特別是自然資本的代價。
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在經濟發展中，耕地、水、石油、鐵礦石等資源不足的矛盾將越來越突出。必須實施節約資源的發展戰略。要保護耕地，合理開發和節約利用水資源，加快清潔煤技術的研究和推廣。同時，要“走出去”開發、利用國外資源，重點是利用國外石油、鐵礦石和木材資源，實現國內外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國要成為世界工廠，就要充分利用全世界的資源進行生產，無論是能源還是原材料。當然，利用外部資源還存在一個經濟安全問題，即在特定的情況下能否保證外部資源的有效供應。因此，還需要在政治、外交甚至軍事等層麵保證好外部資源的有效供應。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中國能源利用效率低。特別是在資源價格扭曲的情況下，助長了高能耗企業的發展，放縱了粗放經營。“我們還沒有完全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2003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中消耗的各類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50億噸，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別約為世界消費量的7.4%、31%、30%、27%、25%、40%，而創造的GDP僅相當於世界的4%，這裏盡管有不可比因素，但從主要產品單位產量的能耗、水耗和礦產資源消耗看，均大大高於國際先進水平。”摘自《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一文。此文為2004年中國經濟發展高層論壇之發言稿。因此，一方麵我們要增加基礎設施“瓶頸”產業的供給，同時也要借這個機會促進生產方式的轉變。可以預見，今後的經濟形態應當是資源節約型的能效經濟，而能效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將成為中國可持續能源發展的重中之重。
與資源問題緊密相關的還有環境問題。在經濟起飛初期“先發展後治理”的思想主導下，生態環境保護被大大忽視了。而工業化的發展與城市化的推進，又進一步導致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必須努力應對環境的挑戰，通過幾代人乃至十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使我們的生存環境有一個根本的改善，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政策的扭曲、市場的失靈和缺乏環境與資源保護，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追求單一的GDP目標造成的。然而資源和環境問題已經大大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了。必須以新的宏觀評估框架為準則，改善政府行為方式，逐步消除經濟扭曲，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改變單一積累有形資本的特征，走均衡資產積累(即有物質資本、人力和社會資本以及自然資本協調平衡發展)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