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濟體製改革係列可能引發的新矛盾
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1）國企改革增大就業壓力和金融風險。“十一五”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將進一步深化。從行業領域來看，一般性行業的改革將進入中後期階段，但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則處於前期階段並逐步向縱深發展；從企業層麵分析，地方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的改革將取得明顯進展，而中央所屬的大型企業的改革將處於攻堅階段；從地區來說，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中西部地區及幾個直轄市將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地區。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必然會帶來新的國有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失業人數增多等問題。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深化改革也可能造成銀行新的債務“懸空”，惡化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增大金融風險。有研究報告估算，2007～2008年左右是我國銀行業整個不良資產開始全麵暴露並趨於峰值的危險和敏感年份。
（2）要素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展中隱藏著新的不安定因素。繼商品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取得明顯進展之後，“十一五”時期，市場體係培育的重點將進一步轉向發展要素市場。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資本市場發展中可能引發的問題。首先，利率市場化改革加速推進過程中帶來的競爭加劇可能導致銀行係統風險。其次，在證券市場發展過程中，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割問題成為所有矛盾的焦點。這裏涉及諸多方麵的利益關係，包括流通股股民的利益問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問題以及證券市場的穩定問題。由於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多年累積，我國股市自我調整的難度很大。全流通的關鍵在於定價難。目前對於“不低於淨資產”原則爭議較大。大量國企的淨資產是否真實存在，現在淨資產值是否挖取了流通股股東的利益，淨資產值是否包括農民的貢獻（即土地的價值）等，各方爭論激烈，這是不同利益群體的角逐。能否找到一個可以為市場所接受的、根本性的解決方案，至關重要。如果處理不當，將會影響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
（3）分配製度改革加劇收入分配差距。中共“十六大”確立了“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十一五”時期，隨著分配製度改革的深化，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將更廣泛和大量地進入分配領域，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總體上還會進一步擴大，由此帶來一係列新的矛盾和新的問題。在社會保障製度改革還難以完全到位、尚無法充分發揮社會穩定器作用的情況下，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保障問題潛藏著較大的風險。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直接引發社會動蕩。從國際經驗來看，社會差距不斷擴大是社會不穩定和不安全的主要原因。
在以上經濟體製改革係列中，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改革成本集中支付帶來的隱憂問題。環顧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體係的轉型過程中都要或早或遲地付出巨額成本。原民主德國的轉型是靠聯邦德國付出了巨額財政金融支持才得以順利完成的。在俄羅斯，轉型的成本靠的是極高的通貨膨脹率把國家對國民的儲蓄與社會保險的債務勾銷，靠的是近十年的經濟負增長來支付的。由於我國進行的是漸進式改革，使得改革成本得以延期支付。但進入改革的攻堅階段，需要大規模地支付改革成本，比如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社保欠賬問題，銀行改革過程中的不良資產問題，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等。但是現有的財政能力不足以支付這些成本，這是令人擔憂的。
2.與政治體製有關的改革係列可能引發的矛盾
突出表現在：政府改革加速政治民主化進程，增加風險因素。
“十一五”時期，改革的難點和重點將集中到政府方麵，政府管理體製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將成為經濟體製改革的“重頭戲”。這將涉及三個方麵的關係的調整，即政府與市場（包括企業）、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如果人們提出的問題不能得到及時疏解，人們參政、議政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同樣會引起社會動蕩。
（三）全麵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國家安全麵臨挑戰
“十一五”時期，我國將進入全麵履行“入世”承諾、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時期。我國過去二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對外開放對我國引進國外資金、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利用國外資源，從而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在開放過程中，也有一個開放度與社會穩定的關係問題，集中體現在我國在對外開放擴大的條件下，如何妥善處理對外開放和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關係。應當看到，現有的國際遊戲規則更多地體現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需求，對我國這樣的後發國家的國家利益存在嚴重製約，而且這些西方發達國家不會讓我國自動享有現有的機製權益，甚至可能會千方百計把我國排斥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製我國的迅速崛起。所以，“十一五”時期，對於我國來說，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將進一步增大。這方麵麵臨的風險集中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1.全麵履行“入世”承諾蘊含金融風險並增大就業壓力
“十一五”時期，“入世”過渡期結束，“入世”承諾全麵履行，關稅或其他貿易壁壘逐步減少，國內產業加速融入國際分工體係中，我國企業將麵臨嚴峻考驗，對部分行業特別是對金融業的衝擊力是相當大的。隨著外資銀行全麵介入我國銀行業務，高端客戶逐漸流失，中資銀行的儲蓄增速也隨之下降，導致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迅速降低，並有可能發生支付困難，從而在某種誘發因素的作用下引發擠兌和社會恐慌。此外，隨著我國全麵履行“入世”承諾，部分行業受到衝擊，就業壓力也會相應增大。僅3%的糧食進口一項，也將減少上千萬個農業就業機會。
2.外貿依賴程度過高，增加了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
2003年，按現行彙率計算，我國外貿依存度達60%左右。盡管這裏有“兩頭在外”“來料加工”的因素，但扣除這些因素，依存度也不算低。“十一五”時期，我國將全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外貿依存度有可能繼續提高。這意味著與國際市場的聯動加劇，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對於我國經濟的影響將進一步放大。國際上的金融危機、股市漲跌、石油價格驟升驟降都有可能對我國的經濟安全產生巨大影響，由於“漣漪效應”的作用，任何市場波動都可能對我國產生影響。外貿依存度畸高的另一個風險因素在於：由於經濟增長與外貿的規模高度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圍繞市場爭奪而產生的貿易壁壘增加以及貿易摩擦加劇，使得出口麵臨的壓力越來越大時，經濟增長的風險也相應增大。
3.國際資本流動的負效應漸現
就長期國際資本流動而言，它尋求的是高回報和低風險，當其大量進入後，往往形成“透明化”和“問責製”的運作模式。一旦國際資本控製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這些公司就必須采用國際財務管理方式和信息報告標準。與此同時，事件和行為必須不斷向國際社會披露，公司和政府造成的錯誤和失誤將受到國際資本的無情製裁。這無疑加大了受控企業的運營風險。而就短期資本的跨國界流動而言，也會給我國經濟埋下不穩定的隱憂。因為隨著我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特別是隨著金融業的開放和資本賬戶管理難度的增大，（短期）資本流動的自由度將不斷增加，從而增加新的金融風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