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方針政策研究---廈門大學課題組
一、總論：中國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
(一)中國城市化進程及其特征
1949年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分為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1949～1978)：政府嚴格控製型城市化道路的形成與發展。在這個時期，中國選擇了一條以重工業發展為主要推動力的政府嚴格控製型城市化道路，城市化進程極其緩慢，甚至停滯。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從10.64%提高到17.92%，29年共提高了7.28個百分點，年均增長0.25個百分點；城市數由132個增加到193個，共增加61個，平均每年增加2.1個，城市化整體發展緩慢。
第二個時期(1979年以來)：政府與市場共同作用的多元城市化道路的形成與發展。1979年以來的25年，隨著經濟體製改革從農村到城市的逐步深入，中國走上了一條由政府與市場共同作用的多元城市化道路，城市化進程加快，截止到2001年，全國設市城市增至662個，年均增加24個；建製鎮增至20358個，年均增加790個。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城市化趨勢加快，城市化水平從1990年的26.41%提高到2003年的40.53%，年均增長1.09個百分點，全國城鎮人口總數達到5.2億。
改革開放後，城市、城鎮的投資主體從第一階段的政府一元推動，變為民間、內聯、外資、政府等多元投資推動，形成以政府投資為主的“自上而下型城市化道路”，以民間力量推動為主的“自下而上型城市化道路”等多元推動模式。從產業主體看，也形成了工業型、旅遊型、交通型、商貿型、綜合型等多類型城市與城鎮。隨著計劃體製向市場體製的轉變，政府一元推動機製向以民間投資為主的多元化機製轉變，多元城市化道路逐步形成並得到快速發展。
(二)中國城市化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與矛盾
一是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結構偏差依然嚴重，包括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差，就業結構與城市化率的偏差，非農就業崗位的供求偏差等。這些結構偏差的存在，不僅直接影響到農村發展和剩餘勞動力轉移，影響到城市化發展中非農產業的城市化，而且關係到我國未來產業的選擇和城市化的走向。
二是在城市發展中盲目追求規模，追求城市建設的外延擴張，不注意城市功能的內涵提高。近年來，許多地方以“經營城市”為名，亂圈地，亂賣地，一些領導在城市建設中搞了許多脫離實際的“政績工程”。這些做法不但引發了許多社會矛盾，而且導致了自然環境的急劇破壞。
三是我國地區之間的城市化水平差異較大，而中央的政策往往是全國性的，這樣容易導致在操作中產生“一刀切”的問題，影響地區城市化發展。
四是城市行政體製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城市等級與行政級別掛鉤，行政級別越高，城市等級越高，但對城市本身發展的潛力與實力考慮較少。
(三)新型城市化道路提出的背景與基本內容
進入21世紀，中國城市化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城市化發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理論研究相對成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改革進一步深入；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行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正在深入人心；經濟全球化縮短了國家與地區之間的距離，衝擊著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城市化格局；在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時代，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變為知識、人才、科技、產業的競爭，變成集聚了產業、金融、貿易、科技、信息、人才等的城市、城市群的競爭。為了適應中國城市化發展階段的新要求以及全球經濟變化的新趨勢，我們認為，中國需要選擇新型城市化道路。
新型城市化道路建立在多元城市化發展模式基礎之上，同時要對目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麵思考與平衡，多方麵考慮未來世界發展趨勢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科學製定中國城市化的目標與戰略。其中最關鍵的四個方麵因素需要重點考慮：一是要堅持科學發展觀，重新審視中外城市化規律，在尊重城市化規律的前提下推進城市化進程，既要考慮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互動，又要防止人為主觀意誌對城市化發展的影響；二是要對城市化機製做出科學設計，城市化機製是決定城市化進程、城鄉關係的最主要因素，是決定城市化道路的最核心的要素，必須在比較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科學設計；三是必須考慮我國自然資源總量大、人均量少、勞動力資源豐富、資本等生產要素缺乏的現實，充分認識在城市化初期非農產業發展和城市城鎮建設對資源和環境的負麵影響，協調好各方麵關係；四是要顧及我國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特別是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市場化程度在東、中、西部地區和南、北方之間的差異，各地在城市化發展目標與模式選擇上要與當地經濟發展相結合。
考慮到上述四個方麵因素，中國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基本內容可以表述為：遵循工業化與城市化、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協調發展的城市化規律，建立政府引導、市場主導、民營經濟推動的城市化機製，推進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集約型、可持續的城市化進程，實施大中小多產業類型共存的多元城市化模式。
未來20~50年是中國城市化，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城市化水平將會有一個大的飛躍，經濟發展會上升到較高平台。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以新的發展理念對城市化進程、速度、質量、水平、方向作出選擇，它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良性互動，必將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成為中國城市化實踐和城市化研究在21世紀的最重要議題。
二、實證分析：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理論與實踐
(一)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機製研究
1.產業結構變遷與勞動力轉移的基本規律
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係演進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規模與速度。通過采用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增長率、非農就業增長率、工業就業增長率、服務業就業增長率等，對產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曆程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不同時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特征（表1）。城市化率在20%以下，為工業化、與城市化起步期，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速度相對較低，並有開始加速增長的趨勢；城市化率在20%~70%之間為工業化、城市化的成長期，工業化與城市化穩步、快速增長；城市化率在70%以上，為工業化、城市化成熟期，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速度放慢。這是一個大致的規律，具體到不同國家，還是有些差別，早期工業化國家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規模與速度相對要慢於後期工業化國家。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從加速增長至緩慢增長與工業化階段基本吻合，主導產業一般都經曆了“輕紡工業(勞動密集型)—重化工工業(資本密集型)—重加工工業(技術密集型)”的發展曆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同步發展，決定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產業與空間的同步轉移，從具體的數據來看，非農化率與城市化率是同步增長的，一般而言，非農化率要高於城市化率，這已經被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所證實（圖1），城市化率與非農化率基本上是相似的。均呈“S”形演進趨勢。城市化率在工業化前期即農業經濟時代增長比較緩慢；當城市化率達到20%左右，非農就業與城鎮人口增長開始加速；在城市化率達到70%左右逐步進入工業化後期，城市化增長速度趨緩。圖1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產業演進與勞動力轉移的一般模式2.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實證分析
與國際經驗比較，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業化與城市化演進中出現過兩次偏差（圖2）。在20世紀60年代有一次偏差，在20世紀末期有一次偏差。第一次偏差是與我國工業化起步階段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相聯係。為保證資本的投入與集中，國家提出“先生產、後生活”“變消費型城市為生產型城市”的政策，製約了輕工業產品的生產與需求，減少了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同時，為防止人口向城市的遷移，還在城鄉之間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就業製度、福利製度，使城市化水平一度出現停滯。重化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排斥勞動，所以非農化率經曆了“一五”時期短暫增長之後，開始下降，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分離，製約了農村勞動力的進一步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