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買書不容易，賣書更難。
買書，常常為買不到好書懊惱，為失之交臂而遺憾，為掏不出那麼多錢而詛咒書價之暴漲，出版社之黑心。然後羨慕魯迅先生每年的書賬，都是好幾百大洋地花，而且能買到那許多有價值的書籍。現在，哪個以文字為生的作家，敢這樣大手大腳地買書呢？也許有錢的個體戶能一擲千金，可他們又並不需要書。於是，隻好一作王小二過年之歎，二作阿Q式的自慰，與其現在買了將來保不準還會賣，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無論如何，買不到書，頂多是惱火罵娘而已。
可是賣書，特別是賣自己不想賣，不舍得賣的書，那種心痛，雖比不上賣兒賣女，但看到你珍藏的書、報、刊，被撕碎了包鹹菜，被送進造紙廠，扔進水池子裏漚泡，那滋味實在是扯心揪肝的。
其實，我不是藏書家，隻不過自己悔不該做了不該做的知識分子，而且還是更不該做的作家，不能不有那麼幾本書而已。當然，你是個臭知識分子，你是個臭作家，你就不可能沒有喜歡書籍的臭毛病。有時候讀到黃裳先生的購書劄記，也是很神往的。如果口袋裏的鈔票除了買燒餅外，尚有餘裕，未嚐不想到琉璃廠去轉轉的。找到一本你一直在找而找不到的書，那種快樂，也隻有同此癖好的人才能體會。然而一想到有一天你很可能還要賣掉或者扔掉這些書的話，也就興味索然了。盡管如此，買書之心不死，見書店而不進去，總覺得若有所失地不安，這大概就叫做毛病了。
談起賣書，話就更長了。先後，我一共有過三次說來痛楚的賣書體驗。如果按時間劃分，恰巧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五十年代，我把我怎麼也割舍不下的一些書，帶到了北京。單身漢，住集體宿舍，屬於你的空間，必然是有限的。你的書塞在你的床底下，尚不致影響別人革命，一旦超越這個範圍，別的革命的同誌就會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覺了。若是說：“你都看些什麼書呀？”那還算是客氣的。如果說：“你怎麼盡看這些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書呀？”那恐怕就要有些小麻煩了。也許中國人從孔夫子開始，就生有一種誨人不倦的好習性，特別願意幫助人，挽救人，給人指點迷津。於是我隻能誠惶誠恐地使我的書籍體積縮小，免生枝節。
共和國最初幾年，真是一個充滿了革命羅曼蒂克的時期，誤以為美麗的幻想和憧憬，會在明天一早打開門時呈現在眼前。雖然我並不樂意精簡我那可憐巴巴的百十本書，但相信暫時的失去，等到那盼著的一天，甚至會得到更多。那是我一個永遠的夢，能擁有琳琅滿目的幾架我心愛的書籍，此生足矣！於是我把好容易背到北京來的，解放前在上海讀中學時逛四馬路舊書攤上買的，在南京讀大學時轉四牌樓或夫子廟的小書店裏買的；一個窮學生當然不可能買到什麼珍、善本書，不過也是愛不釋手的幾本破書，以革命的名義淘汰了一批。
那時東安市場內，即現在一進門的公廁方位，有一條買賣舊書的小胡同，鱗次櫛比地排滿了書攤。我那些書自然不值錢的，三文兩文便賣掉了。我始終遺憾，有一本外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書名是什麼，我記不得了，作者叫什麼，我也忘掉了，但那是一位南歐作家，大抵是不會錯的。文筆之幽默，至今還留下深刻的印象。還能想起其中一篇的內容，描寫人們怎麼在知道了彗星要和地球相撞，麵臨大毀滅前，恣意享受人生最後一刻時的形神狀態，豬宰了，牛殺了，酒喝光了，房子也給點燃了，本不相愛的男女也匆忙結合了。等到那恐懼的一刻過去，人們發現自己還活著，才知道那該死的世紀末是怎樣把大家坑了。人們傻不唧唧地集體受騙和集體上當，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那份笑不出來的幽默，真是極上乘的，可書像那彗星一樣，了無蹤影了。
以後，我再沒有看到這本書的出版，所有的外國文學家辭典裏，也找不到這位作家的一點線索，真不該賣掉那本書。
記得有一本三十年代編的當時名家小說，沉甸甸的，很有些分量，論斤約了，實在對不起那些前輩。至今我也後悔不迭，要留在手邊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的早期作品中的離經叛道精神，和晚期為人為文不知是真是假的那種皈依正統的心態，兩者之間所產生的難以置信的差距，很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雖然有的篇目，如鬱達夫的《遲桂花》，總算在很後的後來重新問世，但像葉靈鳳、邵洵美、洪靈菲，甚至張資平那些也曾盛極一時的作品，就湮沒在曆史的積澱裏，很不容易看到的了。我還記得似乎是沈從文的一篇把妻子典租給別人的淒淒苦苦的小說。還有一篇丁玲的短篇小說，題名忘了，描寫一個三十年代年輕的文化人去狎妓的故事，似乎在肮髒的亭子間裏，頗委瑣的場所，似乎是一個非職業性的妓女，隻求快些了事。誰知這個男人對女性胴體及有關部位的崇拜，卻是非常弗洛伊德的。那些赤裸裸的描寫，應該說夠大膽，和不讓後人的。八十年代初，在大連棒槌島遇到這位前輩作家，我差一點就想請教她寫的這篇刻畫性心理的作品了。話到嘴邊，我遲疑了，這本書我三十年前賣了，讀這本書更早，是四十年前當中學生時的事了，萬一記憶出了差錯，豈不是惹得老前輩不愉快嗎？好像這篇作品，也未再印行過，不能不說是遺憾。一篇作品能給人留下這樣久遠的印象，我想一定是有它的自身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