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麵部五官裏，耳朵閃在兩邊，不突出，不顯眼，不出聲，不表情，你不知道它在幹什麼，在想什麼，這使它占了很大的便宜。
第一，你說我聽見了，我說我沒聽見，你查無實據；第二，你以為我沒聽見，其實，我耳聽八方，早就把耳朵豎起，你毫無所覺；第三，中聽的我則絲絲入扣，甘之如飴地聽之，還不能從我耳朵上看出我愛聽；第四，不中聽的則不聽之，任君說破嘴，有如東風射馬耳，你並不知道我其實沒聽；第五，不得不聽的，必須要聽的，聽煩聽膩之後，幹脆罷工，什麼也不聽，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所謂閉目塞聽，蒙蒙聵聵，就是這個意思了。
從理論上講，耳朵的功能是聽，但聽什麼，怎樣聽，聽了以後又是怎樣一個反應，卻是很不一樣的。
韋君宜的《思痛錄》問世，其中寫到大躍進的1958年，她下放河北懷來的情況，提及有的耳朵想聽她的浮誇之詞而不得，表示失望，有的耳朵壓根兒隻聽它想聽的，而不聽它不想聽的，頗引起過來人的一些思索。
耳朵這東西，挺有意思！
現在一些發思古之幽情的人士，常常感歎五十年代多麼多麼好，很像古人總愛憧憬宇宙洪荒時期，葛天氏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簡樸而又快樂的日子。五十年代確實有一些值得懷念的革命浪漫主義，但回憶者，通常不大提1958年這種全民的膨脹得十分過頭的浪漫。如果說，上一年可用“打右派”三個字加以總結的話，那麼這一年則是用“大躍進”三個字載入史冊的。凡年過半百的中國人，都會留有深刻的印象，因為，倘非製造膨脹者，也必是參與膨脹者，誰也不能說自己是局外人。“文革”期間有逍遙派，但大躍進卻是一次無任何死角的政治運動。
回顧往事，難免嗟歎，但那一年的熱火朝天，可以說是五千年曆史上都少有的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寵之作，粗製濫造之作，商業炒作之作，恐怕連當笑話的“光榮”也說不上的。
現在，已記不起當時何以一時心血來潮，展開這次浩浩蕩蕩的全民詩歌運動，而居然成為政府行為，全世界大概也隻有中國人，才有這種敢想敢幹的勇氣。當時，好像作為指標，每一個縣團級單位，要出一個郭沫若。任務下達後，我勞改所在的工程隊，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隊長，把我叫去，此人說話直率，要我將功補過。“你給我們弄一個郭沫若出來！”我聽了以後，懷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問題，詩人是可以批量生產的嗎？正如時下長篇小說可以量身訂作，命題作文，添加作料，爆炒出鍋一樣，稍有文學常識者，都會感到滑稽突梯。但戴罪之人，豈敢異議，也就奮力為之。結果，雖造不出大詩人，但給工人老大哥代寫了不少順口溜，四六句，快板詩，一時間裏，寫詩成了我的正業。於是，我得以脫產，專事詩歌生產的批發業務。
近年來，我偶爾還能寫幾句白濤式（王蒙語）的打油詩，恐怕是那一時期打下的基礎。現在回想起來，當然好笑，上班做詩，下班做詩，吃飯做詩，就差上廁所也要做詩了。然而當時，大家都一本正經，不苟言笑，每天電話向上級彙報，日產詩歌若幹若幹。社會的狂熱，一旦渲染開來，便形成一股不可抑製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挾持著大多數混混沌沌者，攪進泛濫的濁流中去，而且，即使有頭腦者，也不可能於赫赫揚揚的聲勢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從《思痛錄》，我們知道韋先生也是後來才明白：“荒謬和冤枉並不隻發生在文藝界裏。文藝界挨的罵是多一些，但真正殘酷的事情並不在文藝界。工農業生產一點也不是純樸無邪的桃花源。”
在這部書的《“大躍進”要改變中國麵貌》一章中，韋先生回憶道：“我看見了作家菡子同誌的文章，說她去參觀的那些豐產田，用自來水筆向田裏的稻子中間插，竟插不下去。這密到了何等程度！我所在的懷來縣還不能算太壞，我們沒有搞這種自己騙自己的移植豐產田。北京作家協會來人參觀，我領著他們去，他們問：‘你們這稻田畝產多少？’我答：‘能達到七百斤，最好的八百斤。’這是了不起的數字，過去這裏種糧食作物低的一百多斤，頂高的才三百斤。但是參觀者現出不滿意的神色，‘這麼低！你們有沒有一萬斤的？’我沒有說什麼。顯然我們還瞎吹得不夠。”
韋先生哪裏知道，參訪者的耳朵想聽的是神話，而不是真話。這些來自北京作協的參觀者，他們滿心希望韋先生語出驚人，那是一個吹牛皮不上稅的年代，說畝產量一萬斤或十萬斤，哄哄耳朵開心，有何不可？可她卻不肯這樣做，報出來這樣小兒科的產量，自然要被參觀者嗤之以鼻了。
所以，耳朵的功能，是聽覺，但聽覺中的選擇性，主觀性，抗拒性的特點，則構成了人類共同的弱點。同是一種聲音，而耳朵的接受程度，卻是大不相同的。願意聽則聽，不願意聽則掉頭而去；即使走不開，必須聽，非得聽，他也會這耳朵進，那耳朵出；也許，他會以“聽蜊蜊蛄叫喚，還不種地”的逆反心理，來個充耳不聞；也許，“有如東風射馬耳”，隻當你放屁，壓根兒來個置之不理。
這就要談到正題了，從這些到懷來縣參觀者的不滿意反應上，便可了解到耳朵的功能，能做到兼聽者少，而常常是偏聽者多。上自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無不喜歡聽順耳的話，而不是逆耳的話，喜歡聽愛聽的話，而不是不中聽的話，喜歡聽希望聽到的話，而不是壓根兒不想聽的話，這也是社會產生許多毛病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