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筆寫“序”時，管人事的同誌告訴我去辦退休手續。這麼說來，即使沒到寫人生“結束語”的時候，也該是告一段落了。也好，這個集子就是我奉送給家人、親朋好友、老師同學和有興趣的瀆者的一件有象征性意義的禮物了。
這裏集結了我從上世紀80年代初公開發表第一篇論文開始至今的40餘篇論文。內容涉及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文化、外交。中心是政治，文化隻是從反映社會經濟政治製度的觀念形態，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說的，外交也是側重於“政治”方麵。
一
什麼是社會主義？說它有幾百個定義也不為過。人們對它的理解千差萬別。但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公平（或說平等），這是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公認的。正是由於社會主義這一最基本的價值觀念，才使它成為世世代代廣大勞苦大眾所追求、所向往的理想，才使它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人類社會自從有了不同階級和階層之分以來，總是有一部分人處在受盤剝、受欺詐的地位，廣大勞苦大眾的這種處境使他們理所當然地自覺不自覺地憧憬一種自由、平等、公正、互助友愛的美好的社會製度。從兩千多年前中國《禮記·禮運》篇對“大同”社會的精彩描繪、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對《理想國》的闡述，到400多年前英國人莫爾的“金書”——《烏托邦》、百多年前康有為“人類公理”——《大同書》，反映的正是人類的這種追求。正是這種追求、這種理想成為社會主義永不滅絕的深刻根源，成為革命、改革永無止境的動力。隻是在19世紀20-30年代以前，還沒有“社會主義”這個詞罷了。
俄國十月革命，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什麼發生？那絶不是個別領袖人物、甚至也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意誌的產物。認真了解、仔細回顧一下這些國家革命前的曆史和社會狀況，就會得出一個嚴肅的結論：這種革命是不應該受譴責的。布爾什維克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代表的是當時社會向前發展的要求，是當時工農大眾的願望。至於奪取政權之後怎麼搞社會主義，那是另一回事。認為如果不發生那種革命，這些國家的發展或許會比現在要好，這實在可以說是一種“書生史觀”。社會曆史的發展確實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雖然曆史發展的關鍵階段，是存在多種選擇、多種可能性。但其中一種可能性變成現實，必有一些根本的原因在起作用。我們既不讚成“宿命論”，把一切簡單地歸於曆史“必然性”，也不讚成把曆史上的重大事件看成是偶然發生的。
革命後搞了社會主義又為什麼出了那麼多問題，使那麼多人，包括原來真心實意跟著共產黨走的人不滿意，甚至導致社會主義在蘇東國家一朝瓦解？說來話長，也許50年後對這個問題還會有爭論。看來，還是搞得太快、太急、太過火了。本來基礎就薄，經濟文化落後，封建主義殘餘太多，民主傳統太少或近乎零，就想一步登天，“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社會主義”。這一急，竟自覺不自覺地把封建專製主義殘餘的東西、農民社會主義的東西也當成“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去實行。社會主義這個美好的詞語於是遭到損傷。人們發問，社會主義在人類社會有過嗎？這個質疑其實包含著對蘇聯模式的、對改革前的社會主義的不滿，即對貧窮的社會主義、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對破壞民主、踐踏人權、束縛人的解放和發展的極左的政策的不滿。仔細想想，這恰恰說明他們在追求和向往一種經濟富足、政治民主、思想自由、人盡其才、社會公平的社會主義。這裏，人們反對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反對對社會主義的歪曲。
正是由於有了上述的這種對舊模式的社會主義的不滿，才有了後來的變革。不過蘇聯東歐國家與中國、越南等國變革的路子不同。在蘇東那裏，西方價值觀影響深遠，主張走西方道路的政治勢力大，結果出現了社會製度的根本變化。中國、越南等國共產黨，則堅持舉著社會主義的旗幟搞改革，且經濟體製、模式已經轉型。
改革了又怎麼樣？社會主義改好了嗎？近年來，人們繼續追問。這也正是我們要繼續探索的問題。有趣的是這個追問本身又是說明社會主義觀念深得人心，何以見得？
為什麼改革了人們還有不滿？我國對原體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幾乎用不著細加論證。我們不喜歡天天把“主義”掛在嘴上，更不喜歡把“主義”當成教條、棍子，用以打人；但“主義”還是存在的。從社會主義的角度看，強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發展是硬道理”，在一定條件下是對的，非如此不能打破原來的模式和體製，擺脫不了當時經濟瀕臨崩毀邊緣的困境，強調過了頭、片麵了，就誘發新的問題，再加上並不成文的“市場萬能”論、政治體製改革滯後等，就導致了世紀之交的中國在“崛起”中出現了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官吏貪汙腐化等嚴重現象，社會主義麵臨考驗。人們追問社會主義還存在麼，反映的正是工農大眾對喪失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和原則的憂慮。老百姓不言“主義”，不等於心中沒有“主義”。事情的實質似乎是這祥。
我們再把目光擴展到全世界。今天的天下是如此的不公，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總收入的83%，而20%的最貧困的居民隻占總收入的1.5%！俄羅斯一家雜誌2000年曾列舉了一係列觸目驚心的數字：發展中國家為了確保正常用水，每年需要投入90億美元的資金，而歐美婦女每年買香水就要花120億美元；世界上最富的225個人財產總額達到1萬億美元，而世界最貧窮的25億人一年的總收入也不過這個數！既然今天的世界仍然是這樣一個不平等、不公正、貧富如此懸殊的世界，要求擺脫剝削和壓迫、消除貧困和愚昧，追求自由、公正、互助，實現人的解放和社會的進步，社會主義理想就有恒久的生命力。以為社會主義終結了，資本主義將永存了，實際上是對近現代世界曆史的誤解和不了解，也是對今天西方社會的片麵看法。在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西歐，現在仍然主要是兩股政治力量在較量：右翼的自由主義和左翼的民主社會主義。西方社會民主黨和工黨不是又在向自由主義靠攏，尋找“第三條道路”嗎？但它尋找的是現代社會發展在不斷探索的主題，即公平與效率的結合點。這也正是當代東西方社會主義實踐所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
隻要人們從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惟一正宗的社會主義這一思維方式、這一誤區中走出來，把社會主義的涵義看得寬泛一些，就會看到，社會主義正是迄今為止廣大勞動大眾所追求的社會理想。試想想，古今中外，有多少人不讚成人間自由、民主、平等、公道呢？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確切定義，但都不同程度地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這是有識有誌之士，包括今天的思想理論界、學術界中矢誌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問題研究的學者願意為之獻身的根本原因。
社會主義的思潮、運動、製度，不是什麼“烏托邦”，它是死滅不了的。難處在於把這種美好的理想變成一種現實的社會製度，一種可操作的社會體製，一種運轉自如的社會機製。社會主義的科學化和製度化是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因此，對社會主義的探索是無止境的。這是一個艱難的事業，又是繼承和發揚中國曆代知識分子優良傳統的高尚事業。坦蕩蕩地站在人民大眾一邊，探索代表和表達他們的利益、要求和願望的社會製度、體製和社會運行機製，而不是惶惶戚戚、隨風起倒、朝秦暮楚迎合討歡這個或那個權勢集團，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確選擇。君不見，在產生蘇聯模式的故鄉，那班盤踞在社會各個領域的官僚特權階層的大多數人，在社會轉軌的大變動中，改旗易幟，一下子成了俄羅斯新的貴權分子。有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立足的根基應該在哪裏呢？
二
這個集子講社會主義，主要集中在“政治”上。這也許是專業使然。我們那時上大學，專業的確定和畢業後的工作分配上，基本上是“包辦婚姻”“先結婚，後戀愛”，且必須“白頭到老”。我對“政治”，倒是情有所鍾。畢業時，我特別想的是到某個地方去搞政策研究。留校任教後，從事的是國際共運史教學，後來逐步集中到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上。蘇聯劇變那一年，我在莫斯科大學訪問。“8·19”事變時，我獨自一人背著書包，打著傘到“重兵包圍”的克裏姆林宮周圍察看形勢。那時，像我在一首打油詩上寫的，我是“日行街市察民意，夜伏書案問列（寧）公”。逐漸地形成了一個看法，蘇聯劇變的最核心的原因是政治問題，是政治製度、政治體製的弊端引發的，盡管這個“政治”有其深刻的經濟和曆史、文化根源。這樣，近十幾年來，我的學術的興奮點就基本上集中到社會主義政治體製及其變易上。
這幾乎是一個不由自主的過程。其中甘苦，業內皆知。我曾多次感歎：在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科學研究比自然科學還難（領導同誌講，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要有“四個一樣”，1使社會科學工作者頗為興奮，但這不也說明長期以來是“不一樣”嗎？而且從“不一樣”到“一個樣”也絕非一朝一夕的事）；社會科學中政治學科比其他學科還難；政治學科中研究現實的社會主義政治又比政治學中的其他領域還要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