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研究世界社會主義問題的，對哲學隻是一知半解；了解的哲學知識還是40多年前大學的哲學教材書給的。腦子裏的哲學概念不少是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一書中的。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什麼新的發展知之甚少。但這十幾年來在研究社會主義建設曆史經驗時，常常不由自主地同哲學的一些問題聯係起來，覺得十月革命後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敗得失，往往同偏離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哲學原理有關，糾正“左”的錯誤傾向，必須從世界觀上、從哲學上解決問題。
一、關於自覺性和自發性問題
整整100年前，列寧寫的《怎麼辦？》一書，其中提出要從外麵向工人運動灌輸社會主義理論的著名的“灌輸論”。他強調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和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領導作用。書中提出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隻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的著名論斷至今仍然是正確的。列寧尖銳地批判了當時的自發論，認為自發的工人運動隻能產生工聯主義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自覺因素’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係對工人的影響”，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要反對自發性”。這對於當時俄國的工人階級革命運動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但是，長期以來，以布爾什維主義武裝的共產主義政黨，對列寧這一理論的理解和運用上出現了偏差，產生一種不正確的傾向，脫離實踐去談理論的指導作用，脫離人民群眾去強調領袖個人的作用，有時不能擺正政黨、領袖同人民群眾的關係，結果離開了人民群眾是曆史創造者的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並在政治上形成了與這種理論相適應的領袖個人高度集權，甚至個人專權的權力體製和工作機製。
這裏理論與實踐、領袖與群眾相互關係問題涉及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與客觀規律的關係問題。實際上，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發揮的程度是同人們對客觀規律認識的正確程度成正比的。如果離開人民群眾的實踐和他們的接受程度去談理論的指導作用，就容易搞唯意誌論，就難以把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結合起來。
80多年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就因此犯了唯意誌論的錯誤。在“左”的政策占主導地位的地方和時期，掌權者實際上是在反對“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的旗號下，把“左”的政策強加於社會，強加於人民，並以“階級鬥爭”作為武器，搞政治運動、大批判、大清洗來維持這種錯誤。而人民群眾總是以各種形式的“自發”的鬥爭來抵製這種錯誤。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曆史證明，在執政的共產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領袖同人民群眾的關係不正常、緊張，甚至尖銳對立的地方和時候，從總體上說，人民群眾總是對的。1976年中國發生的“四五”運動，便是最典型的事件。20世紀50—80年代，波蘭先後發生三次危機，新上台的黨的領導人在總結教訓時，總是正確地指出，人民在事件中所反對的不是社會主義，反對的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可惜由於體製和工作機製沒有重大改變，他們上任後又不可避免地重犯前任的錯誤。
這種錯誤的思想理論根源，就在於沒有正確地理解和把握自覺性和自發性的相互關係問題。其實，人民群眾作為曆史創造者其作用往往是通過“自發”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代表事物發展的正確方向、人民群眾社會實踐中的新生事物，也常常是“自發”產生的。誠然，這並不是說“自發”的東西體現了規律性，“自發”產生的新生事物，有其不成熟性、不完善性，需要愛護、扶植、助長。也正是這個原因，工人階級革命運動、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實踐，需要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而黨的領導、黨的理論工作的主要任務，首先就在於善於發現、集中人民群眾的要求、願望，總結人民群眾社會實踐的新鮮經驗，支持、扶助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方向、表達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新生事物的成長。如果忽視、輕視、無視這些新生事物，甚至把它視為“異類”，這就會割斷黨同人民群眾、理論與實踐的聯係，黨要代表“自覺性”，洞察事物發展的規律性，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就會變成一句空話，從根本上失去動力、方向和基礎。
蘇聯東歐共產黨喪權亡黨的原因之一，就是長期對人民群眾的“自發”要求和願望采取官僚主義態度，自命不凡，似乎自己是真理的化身，結果脫離了人民群眾；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和形式主義的“灌輸”方法，而人民群眾對那些脫離實際的說教總是提不起興趣，結果丟失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武器。當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滾滾襲來的時候，他們不能用正確的理論戰勝其他各種不正確觀點，也無力引導群眾的“自發運動”朝正確的方向走。
鄧小平同誌深刻地總結了中外社會主義實踐的曆史經驗教訓，改革開放一開始就舉起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大旗，批判了“兩個凡是”，尊重、支持人民群眾改革舊體製的首創精神，肯定、推廣農民“自發”搞起來的聯產承包生產責任製。鄧小平同誌以十分鮮明的語言提出，我們黨的各項工作都要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讚成不讚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為標準。這無疑是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典型範例。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取得如此重大成就，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十分重視人民群眾的呼聲、意見、群眾的實踐經驗，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給予總結、提高，變成黨的方針和政策。
二、關於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
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事物矛盾著的兩個方麵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發展。這是發展的動力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是否正確地把握和處理統一性和鬥爭性問題，事關事業的成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很好地運用了唯物辯證法這一原理，建立了同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的政治路線。這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大法寶。然而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從蘇聯開始，長期忽視社會的統一、協調和合作的意義，片麵強調階級鬥爭，似乎社會的發展就是鬥出來的。斯大林提出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理論，提出共產黨隻有打垮小資產階級黨派和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才能鞏固和發展、才能建成社會主義等錯誤觀點。毛澤東把這種觀點進一步理論化了，提出“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的論斷。在政治上，國內一切工作“以階級鬥爭為綱”，在“文革”時期發展到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封、資、修”均在“打倒”和“橫掃”之列，知識分子則統統姓“資”，是改造對象，“小資產階級”則是產生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要不斷“割資本主義尾巴”；在國際上就是打倒帝、修、反（各國反動派）。總之，要通過階級鬥爭來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打出一個紅彤彤的天下。這種極“左”的理論和路線的危害已是盡人皆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