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現代社會中，各階級的政治鬥爭最完整、最明顯地表現為政黨的鬥爭。列寧這麼說過。因此，政黨製度成為社會政治製度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因此，1989年開始的在蘇聯和東歐發生的巨大的社會動蕩和我國的政治風波中，首當其衝的問題、鬥爭最劇烈的問題就是政黨製度問題了。
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政黨製度，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曆史傳統、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民族的素質和特點，特別是現行的社會政治經濟製度的性質、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簡言之，是由國情決定的。
我國之所以不能實行西方那樣的議會民主式的多黨製（或兩黨製），主要因為那種政黨製度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製度，它所體現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基礎是以公有製的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的，應該有與此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政黨製度。當然必須承認，西方的多黨（或兩黨）輪流執政製度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是起作用的。它更有效地維護著資產階級的統治，也更能適應資產階級內部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的需要。
但是，我們不能實行西方的那種多黨製不等於應該籠統地去肯定一黨製。1989年年底製定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意見》中指出，我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黨體製“根本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製或兩黨製，也有別於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一黨製。”這裏講的“一黨製”首先是在蘇聯實行的。十月革命勝利前後，列寧明確地肯定共產黨可以單獨奪取政權，要領導國家，要執掌政權，他認為，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權的時候拒絕掌握政權，“就不配稱為政黨，就是一塊道地的廢料”。但列寧總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從當時政治鬥爭的形勢出發來處理問題的。他根據當時情勢主動爭取左派社會革命黨參政。隻是由於後來左派社會革命黨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實行社會主義步驟、策動叛亂而結束了多黨存在的局麵，形成了布爾什維克黨獨存、一黨單獨掌權的製度。但列寧並沒有從原則上、從理論上作出社會主義國家隻有共產一黨存在的結論。這個結論是斯大林作出來的。他認為既然是社會主義社會，政治上道義上就完全一致，就沒有其他政黨存在的基礎了。社會的單一性是蘇聯一黨製的理論根據，後來實行這種一黨製的有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也隻有共產主義者聯盟，隻是他們不認為實行的是一黨製罷了。後來，斯大林的上述理論先後在東歐和蘇聯被理論界否定了。否定是對的。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結構並非單一，一些社會階層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不能完全由工人階級的先進政黨來代表，客觀上存在著其他政黨產生的社會基礎。因此，從理論上說，這些國家原來的政治框架不太好，難以容納社會主義時期廣泛民主的內容，改革一黨製是勢在必行的。問題在於怎麼改。這當然是人家的內政，我們不必多加評論，但有一點是可以看出來了：從法律上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實行西方的多黨製已經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
第三世界一些國家，特別是非洲不少國家實行一黨製（據統計，1982年這樣的國家有26個）。自然，他們有他們的國情；實行這種一黨製也有其有利的一麵。但也不能不看到它的弊端。1952—1985年34年間，非洲就發生244次政變，年均7次。這與不加分析地禁止其他政黨存在不無關係。其他政治勢力得不到結社組黨的合法權利，就容易通過秘密結社進行反政府活動來表達其政治主張，通過暴力、軍事行動來解決問題。一黨獨存的結果往往使政權為軍人所執掌。有人統計，在非洲50個獨立的國家中，有一半左右獨立後經曆了軍人執政。所以一個國家搞什麼政黨製度為好，不能用絕對的觀點來看。
提出不要籠統肯定一黨製對於我們今天也不是沒有任何理論和實際意義的。建國以來，一方麵是多次出現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右的思潮；另一方麵也不止一次地出現低估甚至否認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低估甚至否認民主黨派和政協存在的意義的不正確想法和“左”的傾向。早在建國前夕、籌備成立新政協期間，有的同誌認為，政協不過是一個臨時性組織，等到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後，就不再需要這個組織了，民主黨派的存在也不會很久了。一部分民主人士也有此想法。當時我們黨的領導人明確回答，即使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仍然要與黨外人士合作，仍然需要政協。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了重要的方針，“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