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待蘇聯模式問題，是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對待蘇聯模式、蘇聯經驗的方針和態度，常常是我黨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的組成部分。它還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黨的思想路線，影響著黨的組織路線。故對待蘇聯模式的方針和態度正確與否，直接關係著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興衰成敗。
現在，蘇聯雖已解體，蘇共也難以恢複它先前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那種地位，蘇聯模式的影響將遠不如前，但即使作為曆史遺產，其影響也決不會消失。蘇共90年左右、蘇聯約70年的革命和建設的曆史以高昂的代價換來的豐富的經驗教訓，對於世界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對於正在掀起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新高潮、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更是如此。
毛澤東的一生，曾為我黨樹立了正確對待蘇聯模式的榜樣，也有過重要的教訓。因此，在紀念這位曆史偉人誕辰100周年的時候，研究一下他是如何對待蘇聯模式的，作為我黨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同蘇聯模式是什麼關係，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
在民主革命中，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沉浮、思想理論上的建樹和發展，都同如何對待蘇聯經驗、蘇聯模式問題緊密聯係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堅持正確的方針和態度、反對錯誤傾向的鬥爭的結果。
誕生於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是按照布爾什維克黨的榜樣來進行黨的建設的。如果沒有實際上是聯共（布）在其中占據領導地位的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和幫助，沒有布爾什維克黨的豐富的曆史經驗，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在其早期階段短短的幾年中，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中共一大），明確地提出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綱領（中共二大），並分清了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策略（中共三大），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中共四大）；也不可能那麼快就規定了黨的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和初步建立黨的集體領導體製。
黨在其早期階段就把上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的要點提出來，不是“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是難以設想的。這是巨大的曆史成就。這些要點的提出，以及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七、八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許多正確意見，對於毛澤東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有著重要的意義。當然，綱領、原則的確立和規定同這些原則、綱領的具體化、中國化還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個過程。後者要求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俄國革命的基本經驗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此時我們的黨——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終究還是幼年的黨，缺乏鬥爭經驗的黨，對中國的國情、中國革命的特點、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對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因此，黨還不能抵製陳獨秀的錯誤，還難以擺脫照搬照抄俄國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的錯誤。正如周恩來所說的，此時黨的領導人員的馬列主義水平還不高，毛澤東同誌的威信還沒有建立起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出來了，但陳獨秀一再阻撓其發表。在黨的五大上，毛澤東批評陳獨秀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結果被剝奪了表決權。
如果說’蘇聯模式、蘇聯經驗對幼年時期的中共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話，那麼，在我黨領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其作用則主要是消極的、錯誤的。這個時期大體上屬共產國際的中期，也是高度集權的蘇聯政治經濟體製、即狹義上的蘇聯模式形成和基本上確立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聯共（布）通過高度集中的共產國際推行布爾什維克化，實際上是要把蘇聯的全部經驗和蘇聯模式強加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蘇聯黨的這種錯誤做法，通過中共黨內的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一再受到“左”傾機會主義壓製和打擊的毛澤東，同照抄照搬馬列主義和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進行了艱苦頑強的鬥爭，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和發展了中國式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大革命失敗以後，毛澤東在黨的八七會議上就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論點。根據中央這次會議的精神，他回湖南組織領導秋收起義，並率領工農革命軍開辟了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了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無間斷革命”等錯誤主張，斷言“現在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並確定了以城市暴動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總策略，指責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並解除了毛澤東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
在第一次“左”傾路線被糾正後的兩年間，全國範圍內出現了革命走向複興的局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獲得了巨大發展。但1930年6月至9月，又出現了占據黨中央統治地位的“立三路線”。這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認為全國已有“直接革命形勢”，可以搞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並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立三路線”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聯共（布）通過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左”的錯誤指導。1927年12月聯共（布）十五大的決議、斯大林修改定稿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斯大林具體過問的中共六大的《政治決議案》等，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上，做出了基本正確的結論，但也存在兩個錯誤：一是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當成革命的敵人；二是把城市工作作為中心。這是把俄國革命經驗公式化、定型化的典型。它對“立三路線”有很大影響。共產國際六大的“第三時期理論”、“進攻路線”、黨內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等觀點，對“立三路線”的影響就更大了。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不但在實際鬥爭中發展了上述決議的正確方麵，而且糾正其“城市中心論”等錯誤，把武裝鬥爭的重心轉到農村，創造和發展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豐富經驗^然而“左”傾路線卻攻擊其思想和道路是“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在實踐中，毛澤東以極大的耐心糾正“左”傾路線的錯誤，說服了紅一方麵軍的幹部放棄奪取長沙、九江等大城市的計劃，使紅一方麵軍獲得了很大發展。
從1931年初起，在共產國際代表全力支持下，缺乏實際鬥爭經驗的留蘇學生王明，奪取了黨中央領導權，開始了比第二次“左”傾錯誤更“左”的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領導機關長達4年的統治。不懂中國實際的王明等教條主義者，把自己裝扮成“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打著反右傾的旗號，以馬列主義書本嚇唬人，把蘇聯經驗、連同其當時正在推行的某些“左”的錯誤方針政策搬到中國來。他們效仿蘇聯的做法，要在中國蘇區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他們根據斯大林的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的觀點，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實行打擊中間勢力的政策；他們把蘇聯反右傾鬥爭的方針搬到中國來，要求全黨“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實行極“左”的宗派主義組織路線，對堅持獨立自主和正確路線的同誌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其錯誤路線的“鬥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他們在軍事戰略上則打正規戰和陣地戰。在蘇區的政權建設上，從政權名稱、形式、內容，如剝奪有產階級的選舉權、對工農實行不平等的代表權、采用聯邦製的國家結構、實行共產黨一黨獨存政策等，都照搬蘇聯模式。
在氣焰極盛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下，同這條路線尖銳對立的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正確路線，遭到了排擠和嚴重打擊。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的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把毛澤東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誣蔑為“富農路線”、“狹隘的經驗論”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翌年10月，在蘇區中央局的寧都會議上，又批評毛澤東的反對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正確主張，指責“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是“純粹防禦路線”，是“右傾主要危險”，會後又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1933年臨時中央又在中央蘇區開展了主要針對毛澤東的各項正確主張的反對“羅明路線”和反對鄧、毛、謝、古的鬥爭。由於“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導致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國革命蒙受慘重損失。直至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才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新領導，開始了我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旅程。毛澤東後來總結說，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王明等人的“主要錯誤，就是教條主義，硬搬外國的經驗。我們黨清除了他們的錯誤路線，真正找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的道路”，因此，才有了民主革命的勝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鬥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麵的曆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二
中國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誕生，標誌著我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鄉村到城市，從革命、奪取政權到鞏固政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麵臨著新的任務，我們黨知識不足，經驗缺乏，因此在建國初期，實行了“學習蘇聯”的基本方針。毛澤東是這一方針的倡導者。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蘇聯共產黨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當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的時候’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發出了“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的號召，要求黨員、幹部、各階層人民“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1954年，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又一次號召“努力學習蘇聯和各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虛誇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