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修約”，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條約》《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增加新的條款，以便進一步擴大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首先規定“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自遵守，不得輕有更改”。這兩個條約還曾分別規定，日後如要對某些條款進行修改，應俟12年之後。並且明確規定，這種修改隻是由於各口岸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麵各款，不無稍有變通之處”。十分明顯，修改僅是限於具體執行過程的一些枝節性問題。《南京條約》則根本沒有任何“修約”的規定，但英國侵略者卻援引“最惠國條款”，認為可以“一體均沾”，聲稱必須同樣享受12年“修約”的權利。
1854年，《南京條約》屆滿12年，英國駐華公使包令夥同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和美國駐華公使麥蓮，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修約”要求。
英使提出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沿海各口岸及內地各城市全部開放，如不可能，則至少要增加開放鎮江、南京、杭州、溫州等江浙主要城市；準許外國商船和軍艦在長江自由航行；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準許中國勞工向海外移民；廢除外國進出口貨物通過中國內地時課征的子口稅；外國使節常駐北京。
美使提出：要求在長江流域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及港灣進行貿易；美國人可以進入中國內地任何地區進行貿易、傳教和居住，並取得租賃、建築的自由。
法使除提出上述類似要求外，還要求釋放非法潛入陝西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的法國傳教士。
顯然，上述這些所謂“修約”要求，決不是僅對某些條款“稍有變通”，而是要逼迫清政府訂立一個比《南京條約》內容更加廣泛、危害更加嚴重的新的不平等條約。
4月，英、法、美三國公使懷著這些陰險目的抵達廣州，循例向清政府辦理外交事務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致函申請“修約”。葉名琛是個渾渾噩噩的官僚，雖任兩廣總督多年，但對國外事情幾無所知。他對付外國侵略者的辦法是：拒不見麵，避不答複，以此來避免同侵略者發生衝突。這種貌似傲慢、超然的態度，其實正反映了他恐懼侵略者的心理，也不過是一廂情願的舉動。
6月，包令、麥蓮轉而抵達上海，向兩江總督怡良提出“修約”要求。麥蓮采用利誘威脅雙管齊下的手段，聲稱“如蒙奏準，自當襄助中華，削平反側（指太平軍――引者），否則奏明本國，自行設法辦理”。並揚言要赴天津進行交涉。怡良不敢輕允，遂以各國通商事宜向以兩廣總督專辦為借口，要他們仍回廣州協商。鹹豐帝得悉這一情況後，諭令葉名琛“仍遵前旨，設法開導”，“堅守成約，斷不容以十二年變通之說，妄有覬覦”。
8月，包令、麥蓮返回廣州，夥同布爾布隆再次向葉名琛提出麵商“修約”要求。葉名琛依然抱著“接觸愈少，麻煩愈小”的宗旨，借口公務繁冗，不予接見，並覆文說：“天朝臣下無權，但知謹守成約。其重大事件，必須奏明請旨。”他仍篤信，對付外國侵略者的惟一辦法，隻有“相機開導，設法羈縻”。
鹹豐帝由於對外國侵略者疑慮較深，僅同意對“修約”要求作少許讓步，免除外商所欠上海關稅和停止廣東茶稅，其餘一概拒絕。這個承諾與侵略者的要求相去甚遠，於是英、法、美三國威脅要對清政府訴諸武力。麥蓮向美國政府建議：聯合英、法、美三國海軍力量，長期封鎖中國的白河、長江、閩江和黃埔港，直至能夠毫無限製地全麵行使對華通商特權為止。英、法政府中也有人叫囂：“除非有一個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強迫，是得不到條約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貿易情況的改善。”
此次“修約”訛詐沒有能夠順利實現，美國侵略者並不甘心。同時它看到英、法兩國當時正陷入克裏米亞戰爭之中，便企圖利用這個時機，出麵充當侵略中國的主角，於是掀起了第二次“修約”浪潮。
1856年是中美《望廈條約》12年限期屆滿的一年。美國借口《望廈條約》的第三十四款規定，要求全麵“修約”。美國對這次“修約”訛詐活動做了充分準備。1855年，美國政府改派傳教士出身、有名的“中國通”伯駕為駐華公使。抵達中國前，伯駕根據美國政府的指示，前往倫敦和巴黎，分別與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法國外交大臣瓦爾斯基舉行會談，共商侵華的具體辦法。英、法兩國表示願意在外交上予以支持，並指示兩國大使酌情同伯駕一道對清政府進行勒索。伯駕到達香港後，立即同英國駐華公使包令、法國駐華代辦顧隨會商“修約”的方法和步驟。
伯駕在上海活動了四個多月，一無所獲。10月，英國已在廣州一手炮製了“亞羅”號事件，點起了新的戰火，伯駕便中斷“修約”活動，於11月返回香港，積極參與英、法發動的侵華戰爭。
第二節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烽火燒向紫禁城（二）
“亞羅”號事件與“馬神甫”事件
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叫“亞羅”號的中國走私船，自廈門駛抵廣州，停泊在黃埔港。廣東水師千總梁定國率兵士登上該船進行搜查，並逮捕了隱藏在船上的2名中國海盜和10名有海盜嫌疑的中國水手。
這件事純係中國內政，與英國毫不相幹。但英國侵略者為了挑起事端，決意歪曲這一事件，英國駐廣州代理理事巴夏禮首先怒氣衝衝地趕到現場，幹涉廣東水師值勤，胡說“亞羅”號為英國船，領有港英當局頒發的護照，要求立即釋放被捕人員。他的無理要求遭到梁定國等人拒絕。巴夏禮還無中生有地造謠說，廣東水師曾扯下船上懸掛的英國國旗，這是對英國國旗的侮辱，從而也是對英國的侮辱。
隨後，巴夏禮向葉名琛發出照會，聲稱這是一種“性質極其嚴重的侮辱，必須馬上賠償”。同時他又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致書英國公使包令和英國駐華艦隊司令西馬縻各厘，示意期待已久的“對廣州示威的良機終於來到了”。
“亞羅”號的船主是中國商人方亞明，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國人。為了進行鴉片走私和海盜活動，逃避本國法律的約束，方亞明曾於1855年9月將該船在香港注冊，從港英當局領取過一張為期一年的執照。隱藏在“亞羅”號上的海盜以這張執照作掩護，曾多次在海上從事搶劫活動。由於這張執照已經過期失效，而“亞羅”號在它被搜查前六天，不再懸掛英國國旗，因此所謂“侮辱”英國國旗，純屬子虛烏有，憑空捏造。
在包令的指使下，巴夏禮於10月12日再次照會葉名琛，提出送還被捕水手、書麵道歉和保證以後尊重英國國旗等三項蠻橫要求，並威脅葉名琛在48小時內給予答複，否則，英國海軍將采取軍事行動。
麵對巴夏禮的挑釁，葉名琛先是行若無事，滿足於照會往來，但在侵略者咄咄逼人的不斷進攻並進而提出最後通牒時，他又害怕事態擴大，屈服於侵略者的壓力，將被捕的水手送回到英領事館。葉名琛的妥協行為，大大助長了英國侵略者的反動氣焰。巴夏禮乘勢故意刁難，借口禮貌不周或所派官員職位不高，拒絕接受。同時按照他們事先的侵略預謀，命令海軍進攻沿江炮台。
1856年10月23日，西馬縻各厘率領軍艦3艘、劃艇十餘隻，海軍陸戰隊約2000人突入省河，進犯廣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