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有不平等條約作為護身符，傳教士在全國各地有恃無恐，為非作歹。而清朝政府則采取保教抑民之策，有些“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約，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因為他們是懼怕洋人之輩，在解決教案、糾紛時，總是處處委屈求全，道歉賠款，袒教抑民，不惜殺害無辜百姓，貶謫、流放下級官員以討好洋人，所以更助長了傳教士們的囂張氣焰，變本加厲地橫行不法。教會勢力惡性發展，猖獗活動，激起中國人的普遍憤怒和反抗。善良而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也自動組織起來，掀起滾滾怒潮。他們挺身而出，舍得一身剮，也要同萬惡的教會勢力作鬥爭。
1862年，江西巡撫沈葆楨曾派人密訪，到民眾中探尋教案發生的原因，獲得個中實情。
問：你們紛紛議論，都說要與法國傳教士拚命，何故？
答：他們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們許多銀子，且叫從教的來占我們鋪麵田地，又說有兵船來挾製我們。我們讓他一步，他總是進一步，以後總不能安生，如何不與他拚命？
問：我等從上海來，彼處天主堂甚多，都說是勸人為善，譬如育嬰堂一節，豈不是好事？
答：我本地育嬰，都是把人家才養出孩子抱來乳哺。他堂內都買的是十幾歲男女……
問：你們地方官同紳士主意如何？
答：官府紳士，總是依他。做官的隻圖一日無事，騙一日俸薪，到了緊急時候，他就走了，幾時顧百姓的身家性命？紳士也與官差不多，他有家當的也會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與他何幹！我們如今都不要他管，我們隻做我們的事。
問：譬如真有兵船來，難道你們真與他打仗嗎？
答：目下受從教的欺淩也是死，將來他從教的黨羽多了，奪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長毛來也是死，橫豎總是死。他不過是炮火厲害，我們都拚著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幾個人，隻要打不完的，十個人殺他一個人，也都夠了。
正因為如此，在《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訂後，民教矛盾、衝突日益嚴重，全國各地反洋教鬥爭驟然增加，層出不窮，席卷東西南北。當然，也有部分清朝政府地方官員因不甘忍受不平等條約所帶來的屈辱，不能坐視傳教士們的胡作非為而參加到反洋教鬥爭中來。
1861年，爆發了《北京條約》簽訂後的第一個教案――“貴陽教案”。這是由法國天主教主教胡縛理慶祝《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訂，乘坐紫呢大轎示威遊行引起的。他的橫行無忌，肆意挑釁，激起貴陽人民和一部分地方官吏的強烈反對，青岩鎮的團丁將教會學堂焚毀，逮捕教民四人並綁赴法場斬首。法國公使出麵幹涉，逼迫清朝政府派人將《天津條約》《北京條約》20份送往貴州，並按指定地點張貼，另外還要求賠償教會損失，撫恤死者家屬。顯然，張貼不平等條約就是要以此束縛貴州的地方官，“借君命以壓疆臣”，可是這些官員並不順從，故意違抗。新任巡撫韓超把收到的20份條約告示交給胡縛理說：“要貼請自己貼出，本處官員不便代為發貼。”貴陽知府多文公開揚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次年2月，因為法國傳教士慫恿教徒抗捐，破壞禮俗，貴陽開州知府戴鹿芝將該傳教士及教堂教師、教民等四人處死，並派人到各鄉搜尋教徒。是為“開州教案”。在法國公使的幹涉下，地方官被革職、發配、永不敘用，賠款12000兩白銀。
盡管清朝政府總是以屈辱退讓了結各處教案，但是人民的反洋教鬥爭卻此伏彼起，不斷興起。在越來越普遍的反洋教的吼聲裏，1870年終於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起因是天津望海樓天主教育嬰堂有不少嬰兒、幼孩死亡。本來傳教士們舉辦育嬰慈善事業，是為了增加人們的好感，引誘窮人入教。他們以為窮人單是為了希望從育嬰堂獲得一個女嬰做媳婦，也會全家受洗，所以大量收容嬰孩，對於將嬰孩送給教堂的人給予酬金，卻不問嬰孩來曆，誘使一些地痞流氓惡棍為了酬金而幹起迷拐幼孩的罪惡營生。1870年6月，天津捉拿拐騙幼孩犯兩名，經審訊後處決。不久又拿獲一名拐犯，該犯當堂供稱“係天主堂主指使”，一個叫王三的教堂打手為之穿針引線。天津知府張光藻將這一情況報告給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崇厚答應會審王三。而就在此時，望海樓天主教育嬰堂又死去了數十名幼孩，人們群情激憤。
6月20日，天津民眾選派代表前往育嬰堂查驗，法國領事豐大業瘋狂地趕來，粗暴野蠻地將民眾代表逐出育嬰堂。21日，張光藻按照約定到北洋通商大臣衙門會審，不料，王三竟然翻供，崇厚也從中作梗，張光藻憤恨至極，拂袖而去。天津民眾聞訊後聚集到望海樓天主教教堂前示威，並與教堂中人發生爭吵。由於教堂中人無理取鬧，有人忍受不住便向教堂投擲磚石瓦片；有人還闖入法國領事署，想和法國領事講理。豐大業於是要求崇厚派兵前來彈壓，見隻來了幾名官弁，立即暴跳如雷，要去質問崇厚。隨從西蒙抓起一把大刀陪同前往。見到崇厚後，豐大業出言不遜，根本不聽對方的勸告、解釋，開槍恫嚇。剛走出衙門不遠，便遇上正向北洋通商大臣衙門行進的天津民眾，西蒙忙上前揚刀開路。當碰到尾隨民眾而來的天津縣知縣劉傑時，豐大業破口大罵，並開槍行凶，打傷劉傑的隨從高升。西蒙又掏出槍來向天津民眾連放兩彈。麵對窮凶極惡的洋人，天津民眾怒不可遏，奮起鬥爭，當場毆斃豐大業和西蒙，並將他們拋屍河中。憤怒的民眾乘勢衝入望海樓育嬰堂，救出100餘名幼孩，殺死傳教士數人，燒毀望海樓天主教教堂、育嬰堂、法國領事署和英國、美國教堂教所，共打死傳教士和洋人20人。
“天津教案”發生後，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國聯合抗議，各國軍艦麇集天津、煙台，施加壓力。他們逼迫清朝政府屠殺民眾，懲辦地方官員。在曾國藩、李鴻章的查辦下，20名天津民眾被判處死刑（其中4名緩刑），25名地方官被革職、流放，賠款49萬多兩白銀，崇厚去法國進行所謂的道歉謝罪。
在“天津教案”的作用和影響下，全國各地的反洋教鬥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在自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所發生的400餘起反洋教鬥爭中，從時間上來看，絕大多數都發生在《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訂以後；從地區來看，幾乎遍及全國。這也說明教會作為一種社會惡勢力日益猖狂起來，與不平等條約的庇護關係極大，結果直接侵害了中國民眾的生產、生活，侵犯了國家主權，從而導致中國人民的反抗。教會勢力的侵略與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鬥爭，構成《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訂後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麵。
竊得中國大門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