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在他的自傳及所作的新政策一文中將他的意圖說得更露骨、更詳細。他勸中國目前“應暗聯有大權大德思保大局之國，以為己助。”他明白說這種“大權大德”的國家，就是英、美兩國。他要中國皇帝請英、美“二位可信之西人”做他的顧問。再者，中國要設一個總管新政的機構，以八人總管，這八人中，一半華官，一半必須用西人，並且必須用英、美兩國人。至於其他各部門，如鐵路、財政、教育、軍事，也都要中外合辦，而其精神，則以西人為骨幹，以華人為會辦，這就是李提摩太維新方案的精神。我們還要注意，當時有一個與李提摩太同樣著名的另一位廣學會傳教士美國人林樂知（Y。T。Allen），當維新人士請他替中國起草一個新教育計劃時，他就起草了“一個周詳的手稿，主要的，是根據英國統治印度政府所定的製度。”李提摩太竟對這計劃很加欣賞。
李佳白，也是廣學會的傳教士，美國人，他的“維新”議論，與李提摩太大致相同。
畢德格，李鴻章的顧問，美國人。
歐格納，英國大使。
以上四人，屬於英美集團。雖說他們隻居幕後活動，其實已相當表麵化了。
王鵬運，字幼霞，號半塘，廣西臨桂人。舉人，禦史。
1895年康有為在北京，除了他自己所上三書，其他疏折，都交王鵬運代奏。可見他們交情很密，1897-1898年，康有為再到北京，除王鵬運外，還有楊銳、楊深秀等同時為之代奏。王鵬運的政治思想不詳，在當時，他是最接近康有為一派的。
汪大燮，字伯棠，浙江錢塘人。舉人，內閣中書，派係未詳。
陳仰桓，生平未詳。有意用翁派及強學會的關係，以達到自己的個人企圖。
褚成博，禦史，生平未詳。
張仲火斤，翰林禦史，湖北江夏人。
據康南海自編年譜，褚成博、張仲火斤似是當時代表舊黨的台諫人物打入會中者。
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廩生，以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累官至兩江總督。
王文韶，浙江錢塘人。進士，直隸總督。
宋慶，山東萊陽人。淮軍，提督。
聶士成，安徽合肥人。淮軍，提督。
這四個讚助人的政治態度，大概劉坤一的態度近於張之洞，王文韶則與舊黨人物關係較密，宋慶、聶士成，都是淮軍統帥，本李鴻章部屬。他們所以支持強學會，大概認為學會是新興的政治勢力，出於政治投機的目的。
合群與內訌
強學會參加成員的複雜，促使了內部矛盾的深化。組織初期，表現為“互相爭長”，各不相下；等到後黨反擊，則表現為彷徨瞻顧，“人心已渙”；等到官書局“興複”，又是“稍稍營求”，“趨之若膻。”這在《汪羌卿先生師友手劄》中也有比較生動的記述，活畫出一群官僚士大夫狗苟蠅營的醜態。
強學會籌設之初，原定“總董”四人（陳熾、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都是帝黨。等到李鴻藻的親信張孝謙和張之洞所賞識的丁立鈞加入，陳熾、丁立鈞、張孝謙、沈曾植為總董，而以張孝謙“主其事。”張孝謙“做事無甚經緯”，又自恃有李鴻藻支持，“意見重，氣焰大”，於會務事事專斷。“口稱籌款一切皆其力，以局為其局。”丁立鈞吵著要“出局”，張孝謙認為“我本未請其到我局，何出之有？”不久張孝謙又和陳熾吵鬧，丁立鈞反過來幫張孝謙“為之調停”，於是“丁、張合。”丁、張既合，陳、沈勢孤。這樣，改良派隻有梁啟超仍主報務，而在強學會書局“總董”中，竟無一席；與改良派比較接近的帝黨“總董”，也漸被擯棄。
一開始，張孝謙、丁立鈞就已“？挑剔”，準備奪權了。改良派想發行報刊，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鍾，力言“守舊不變”的危險，而張孝謙則想“開局於琉璃廠”，“托之為書店之狀”，“借以漁利”；改良派想“廣聯人才”，促使變法實現，丁、張則想借強學會以為政爭場所。改良派聯結帝黨，帝黨也依靠改良派，但他們“合群”的結果，卻把會務實權拱手讓給了“當國”軍機的親信張孝謙；張孝謙一經入會，又盡力排擠帝黨，力圖改變強學會的初旨。可知張孝謙、丁立鈞與帝黨、改良派的矛盾，不是單純的意氣之爭，而是反映了不同派係攘奪權利之爭。加上“與會諸人，官氣重而本領低，私意多而急公甚少，議論亂而本旨悖”，形成內部渙散，紀律蕩然，爭權奪利，各不相下。
盡管如此，後黨對強學會的成立還是不滿的。李鴻章起初假裝“以三千金入股”，為帝黨陳熾“屏之”，“已含怒矣。”這時李奉命出國，“將行有言，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成官否？”慫恿他的兒女親家禦史楊崇伊於1896年1月20日上疏彈劾，說什麼強學會“專門販賣西學書籍，並鈔錄各館新聞報，刊印《中外紀聞》，按戶銷售。猶複借口公費，函索外省大員，以毀譽為要挾，請飭嚴禁。”當天中午，張孝謙從軍機處得到消息，立即倉皇來會，“囑速廷”，“頃刻閑人滿院。”沈曾植還想“圖複”，而“各人皆畏”；褚成博、張仲4惟恐牽累，匿跡不出；丁立鈞“泣下”，“欲將書籍、儀器繳還同文館”；張孝謙要“往合肥獻好”，熊餘波“欲叩楊門求見”；“餘人紛紛匿。”1月23日，“北城出示拿人，而人心於是愈畏”，丁立鈞大呼“人心已渙，事無可為”，急得“出涕”“垂淚”。
改良派和帝黨仍圖恢複，梁啟超看到“與會各人紛紛匿遁”，和汪大燮“相號於人曰：‘若屬不言，聽此澌滅，吾二人具呈，將悉言諸君所為，諸君不得阻我也’。於是諸人恨之甚。”隻是加深了各色官僚的嫉視，使改良派更形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