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革命烽煙尚未熄，袁氏複辟已現形
一時門庭冷落的養壽園頓時成為人所矚目的地方：清政府“皇族內閣”的總理大臣奕？函請袁來“挽回危局”。
袁世凱最善於變節：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麵前；後來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覺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勝利，就背叛了皇帝。
袁早已認定宋教仁是國民黨的“靈魂”，是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礙物”。
袁世凱親自出馬威嚇反對者。
袁世凱借款到手，便更加氣勢洶洶，戰事已不可免。
袁世凱的竊國
1911年10月10日，由於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積極推動民族民主革命的發展和遍及全國的抗捐抗稅、搶米風潮等自發鬥爭的醞釀，武昌新軍終於在“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組織的努力準備下，爆發了武昌起義。一天之內即占領了武昌，取得了起義的勝利，在黃鶴樓和蛇山上豎起了革命軍用十八顆星代表十八行省的臨時國旗。清政府的湖廣總督瑞128逃上了“楚豫號”軍艦遁脫，第八鎮統製張彪躲進日本領事館裏，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也匿身在黃土坡謝國超管帶的家裏不出。11日，起義士兵群眾聚集，準備建立革命軍政府。他們沒有覺悟到要把軍政府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錯誤地認為需要在社會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麵組織政府。於是，“立憲派”頭目、湖北谘議局議長湯化龍潛入革命，竊取了湖北軍政府民政部長的職務；頑固守舊的軍閥官僚黎元洪被“迫”出任大都督。他日後談到當時的形勢時曾稱：“……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匿室後，當被所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炮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隻得權為應允。”這些原來是革命的敵人，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竊取了軍政府的軍政要職。緊接著便是一大批投機的官僚政客和立憲派人物跟著混進政權組織內部來。當時在武昌的革命黨人，一方麵由於事件的突發，對於勝利的迅速到來毫無準備，而一些重要黨人也在起義前夕離開了武昌；但另一方麵，革命黨人錯誤地認為革命黨與立憲黨之間，隻是采取的政治手段不同而已，現在革命既已成功，便自卑地認為自己“資望淺”，而建立政權是“責任重”，因而被立憲黨人和封建軍閥在社會上的那種“威望”所懾服，幼稚的幻想由這些人來主持革命局麵。因此，一部分革命黨人就和官僚軍閥妥協，更有不少的革命黨人，竟參加了這個封建官僚集團，這樣便注定繼革命勝利而來的必是妥協。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北京，舉朝震恐。由於南方新軍大部倒向革命，清廷隻有把希望寄托在北洋軍身上。清廷先是派陸軍大臣蔭昌率第一軍立即南下“討伐叛亂”，又派薩鎮冰率領海軍艦隊溯長江而上，由水路進攻。同時指派軍谘使馮國璋將第五鎮和第五、第三十九混成協編成第二軍，聽候調遣。但是北洋軍的將領多是袁世凱的舊部，蔭昌雖然與北洋軍有密切聯係，仍然指揮不靈。北洋軍停留在信陽與孝感之間，並不認真執行蔭昌所發布的進攻漢口的命令，行動非常緩慢；再加上武昌前線軍事的連續失利，而各省接連宣布獨立，使清政府感到情勢日呈不穩。在這樣的情況下，革命卻給袁世凱帶來了一種“機緣”，奕？及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深感局勢嚴重，一致主張起用袁世凱，以“挽救”清廷危局。
起用袁世凱不僅是一部分親貴的主張，也是帝國主義列強向清廷施壓力的結果。開始，帝國主義不願清廷倒台，尤其是貸款於清廷的美、英、德、法四國銀行。武昌起義槍聲，對他們的驚恐並不下於清政府，英國駐華武官在他的報告中沮喪地說：“以兵法觀之，（清政府）似無可望。”俄國外交部長表示：“對於中國時局十分悲觀。據該處所傳來之一切消息，清室運命實已完全告終”，“英國方麵對於援助北京政府之舉”也“不久即行放棄”，帝國主義列強急需物色一個能為他們服務的人物，而袁世凱正是當時最適合的人選。四國銀行團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公開揚言“如果清朝獲得像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襄助，叛亂自得平息”；英國公使朱爾典、美國公使嘉樂恒也多次會見攝政王載澧，表示希望起用袁世凱。
在革命與反革命矛盾尖銳的時候，滿漢地主階級那種爭權奪利的矛盾已日就消彌。中、外反動派在任用袁世凱來扼殺革命這個問題，意見趨向一致了。
於是，一時門庭冷落的養壽園頓時成為人所矚目的地方：清政府“皇族內閣”的總理大臣奕？函請袁來“挽回危局”，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和陸軍大臣蔭昌更親至彰德勸袁出山。載澧也無奈被迫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兼辦剿撫事宜，除節製湖北軍隊外，蔭昌所率各軍及水陸援軍亦得會同調遣。但是，現在的袁世凱已對這些權力不屑一顧了。他為要借機獲取更大的實權，便一麵與北洋舊部暗通聲氣，幕後操縱行止；一麵又以“足疾未愈”為借口，佯作壁上觀。袁世凱既不南下督師，北洋軍在前線也就作戰不力，形勢日趨危急。袁世凱在忸怩作態之餘，最後提出了6項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