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讚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愛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征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客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嶽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恒理，非複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
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讚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
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裏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
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王大夫，假趙良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塚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鬆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