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實在是世相的準確描寫。三國期間，袁紹實力最強，稱得上是霸主之勢，曹操漸漸壯大起來，當然不買賬，於是，這兩個人明擺著要決一勝負。
在這個世界上，兩強相遇，彬彬有禮地和平共處，大概是不可能的。暫時的握手言歡，不是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例，但最後，總是要攤牌，要分個高低上下，總是這兩強中的一個要降服於另一個，這才相安無事。中外古今的一切紛擾，大則國家間的戰爭，小則人與人的矛盾，無不是由於這種降服與不甘降服的鬥爭而產生的。在利害麵前，絕對意義的朋友，簡直是鳳毛麟角，都得根據自身的得失，來決定友情的深淺。所以，曹操和袁紹，雖然早年還算誌同道合，但後來各霸一方，勢均力敵之後，誰把誰吃掉，便是這兩個人連做夢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三國誌》對袁紹的評價是：“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群蜂起，莫不假其名。”“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因此在家族地位，政治聲望，個人魅力，民情輿論上也比曹操有號召力。正因為如此，袁紹知道曹操是個梟雄，不過，並不太把他放在心上。曹操雖然看不上袁紹，了解他並非宣傳的那樣了不得，實際是很凡庸的。但對他的實力，心底裏是有點怵怯的。
這時的誰怕誰，是從實力考慮的。
在群雄互鬥、征戰不已的格局中，曹操說過：“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從隻占六分之一的弱勢出發，他可以對劉備、呂布、袁術、孫策、劉表等，不那麼在意，但對袁紹，他不敢不認真對待。所以，他在許都立下腳來，第一件事，就是拉攏袁紹，用獻帝的名義，封官許爵，趕緊封了一個太尉的職銜給袁紹。袁紹偏不領這份情，拒絕接受，擺著架子。曹操隻好把大將軍的位置讓給他，以求暫時妥協。
兩強相峙，各不相讓，操、紹決戰，勢不可免。
曹操以七萬兵力和袁紹的七十萬大軍對陣，是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攻多，以弱擊強的戰役。官渡一戰，對曹操來講，至關重要。秦、漢之際，得中原就等於得天下，要得天下，必先取中原。袁紹不除，中原不穩定地掌握在曹操手中，就是他一個永遠的心腹之患。而且，袁紹在實力上占壓倒優勢，你不把他吃掉，他就會把你吃掉，這是早晚的事。所以，曹操進軍洛陽，遷都許昌以後，一方麵授官安撫這個勁敵，一方麵除呂布，逐劉備，拒袁術，撫孫策，掃清周圍，也是在為徹底消滅袁紹作準備。
麵對強大敵人，曹營內部上上下下的心理壓力很大，有的人私下與袁紹方麵輸誠納款，有的人則散播失敗情緒。對於作為統帥的曹操來講，以弱勝強，以寡敵眾，能不能打贏這場仗，也是充滿疑慮的。他說過：“袁紹據河北，兵勢疆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所以，在這決戰前夕的誰怕誰，不僅僅是單純的軍事實力問題，進行這樣一場大的戰爭，必須在戰略指導思想上，要做出涵蓋著政治的、經濟的通盤的考慮。不僅打軍事仗，還要打政治仗，是最為關鍵的一步了。
他的謀士郭奉孝的十勝十敗說，其實是在理論上鞏固曹操的心理優勢。而荀文若批駁以孔融為代表的畏袁思想，也從根本上分析了袁紹貌似強大，本質虛弱的真實情況。政治這東西是虛的，但在增強鬥誌，提高士氣，鼓舞人心，勇往直前上，能起到槍炮起不了的作用。
在黎陽相峙，廷津交手以後，曹操便有信心尋找戰機與袁紹攤牌了。
這場戰爭，袁紹所以兵敗如山倒，是敗在精神狀態上。一支沒有思想的軍隊，是打不贏仗的。袁紹的敗，又和他“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的性格分不開的。兩軍對壘，當然也是雙方統帥才智的較量。一個具有“矜愎自高，短於從善”許多劣質因素的袁紹，不是把田豐關進牢裏，就是把許攸逐出軍營，其他像沮授、審配等人，都是當時最優秀的又忠誠於他的謀士，棄而不用，怎麼敵得過那禮賢下士，深夜裏聽說許攸來降，光著腳跳下床，忙不及地迎接的曹操呢？
從發兵聲討董卓開始，袁紹就未有任何才稟的特殊表現。這和我們後來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許多碌碌之輩，連一句整話都說不下來，由於曆史的誤會，居然竊居人上，屍位素餐，是沒有什麼兩樣的。若能甘於凡庸，無所作為，在他治下的子民，也許是份福。而越是這樣的貨色，越不安生，越要弄出些不得人心的名堂。許多決策的錯誤，包括我們身受體知的，無不可以從這些失敗中，找出個人性格的劣質因素的來源。最後身敗名裂為止，但跟著倒黴的還是老百姓。
陳壽《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裏有這樣一段記載：“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麵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