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上，有聰明的聰明人，也有不聰明的聰明人，一件事，在前者手裏，做得挺漂亮，挺圓滿，在後者手裏，以為手到擒來，結果逮不著狐狸，惹一身臊，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就是這個意思了。《三國演義》中的楊修，智慧過人，穎悟超群，看似絕頂聰明，其實卻是個糊塗笨伯。他的聰明，不過孔雀尾巴上的羽毛，隻是為他招來殺身之禍罷了。
漫說是一個統治者，即使普通人，也並不願意讓人揭開內心隱秘，觸到痛處。楊修的這種輕薄行為，落在了剛吃了敗仗，而且一直要收拾他的曹操手裏，當然是找死了！
最後，就被曹操借口這次泄露軍事機密，殺了。
曹操先殺禰衡；繼殺孔融，後殺許攸，又殺崔琰。殺楊修，是比較晚的，好幾次要除掉他，沒有下手，或許嫉才的同時，也愛才吧，最後曹操還是將他梟首示眾了。誰讓他卷入宮廷繼承的鬥爭中去呢？那是一種最危險的遊戲，他下錯了賭注，押在賭台上的，卻是他的生命，對不起，上絞刑架吧！
因為曹操殺的這些人，是士大夫階層的代表人物，是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子，是左右輿論的力量。所以，比之他殺呂伯奢，殺陳宮，殺董妃、伏後，殺吉平、董承所產生的負麵反應，要強烈得多。殺了他們，生前有人說，死後還有人說，再偉大的統治者，能堵得上一代人的嘴，堵不上後世人的嘴，當然就要產生久遠的影響。
直到前不久，還有一出新編曆史劇，《曹操與楊修》，來評估這段史實。
凡統治者，除極個別的把讀書人捆綁起來扔到江裏淹死者外，並不特別專門和知識分子為敵的。除非他暴虐成性，非要焚書坑儒不可。有的隻是由於非知識分子出身，對知識分子的一種心理排斥情緒。例如漢高祖往儒生的帽子裏撒尿，最終按著叔孫通的禮儀彩排，嚐到做皇帝的威風，也就改變了對儒生的看法。凡做皇帝，少不了需要謀士出主意，儒士寫文章，文士唱讚歌，雅士湊熱鬧的。但不需要跟他持不同政見，有礙他統治的知識分子。因為所有當皇帝的人，無不相信曹操兒子曹丕的話，“文章乃千秋之大業也”，對意識形態十分看重。
盡管千百年來，統治者深知曹操殺了這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受到後世人的譴責，名聲很不怎麼樣，但也不怎麼引以為戒。一旦知識分子觸犯了統治階級的利益，皇帝、軍閥，仍舊照殺不誤。所以要殺，原因就在唱反調。禰衡公開誹謗，孔融刺議朝政，許攸妄自尊大，崔琰反對稱王，曹操當然饒不過他們。
曆代統治者，絕對不殺知識分子者寡。不過，殺多殺少，也各不一致。有時候口子開大一點，能把大家殺得鴉雀無聲，但有時候也不大靈，越是殺，唱反調者也越多，殺不勝殺，就隻好殺代表性的人物，曹操就采用這個辦法。因為他用的知識分子，怎麼也比殺的知識分子多，所以他在曆史上，不像坑儒的秦始皇那樣被看作暴君。
至於楊修之死，好像又與禰衡、孔融、許攸、崔琰不盡相同。李卓吾先生在評點《三國演義》時指出：“凡有聰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殺其身也。”這大概也是一部分命運蹭蹬的知識分子不幸的根源。好出風頭，嘩眾取寵，恃文傲世，性乖情異，這些文人惡習，若陛下不熱衷文字獄的話，倒也不至於送命。不過，一部中國曆史，也就是一部文字獄史，所以，李贄才這樣說的吧？不過，他自己明白這個道理，但自己也還是死在這個“聰明而好露”上，這大概就是知識分子的性格悲劇了。
不過，楊修又當別論，他介入了宮廷的最高層次的權力分配的鬥爭漩渦中去。這才是楊修真正的殺身之禍。
他實際是那種不聰明的聰明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認為曹操愛才，有可能傳位於次子曹植，他就成為植黨。曹植有才，他也有才，惺惺相惜，親密得以至曹植一天不見他，連飯都吃不香。其實，對中國的統治者來說，每當接觸到實際的繼承問題時，所謂的“才”，決不是首先考慮的條件。如何保持這個政權，便成了第一位的選擇標準。“才”，包括才幹、才能、才智、才氣……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國之君來說，無才，國家機器照常運轉，而有才，則必要施展，而施展，好和壞就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楊修太看重“才”，曹操當然也不是不看重“才”，但一涉及江山大業，大文學家曹操就得讓位於大政治家曹操，他必須得把王位傳給曹丕，這就是必然的選擇。
當曹操征求賈詡意見時，這位謀士（自然也是知識分子了）提醒他袁本初廢長立幼的教訓時，楊修的頭，從那一刻起，就不在他的脖子上了。
聰明過頭，便走向反麵，這豈是楊修的教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