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從未明確魏延存有反意之說。《三國演義》描寫到新野大撤退時，經襄陽，劉琮不開城門，魏延拔刀，挺身相助，這說明他的勇猛，而且具有正義感。後來關羽攻長沙，他和黃忠同時投降，卻因諸葛亮視他腦後有反骨，終必叛變，而差點將他殺了。
這當然是小說家的演義，也是對他後來行徑的一個照應。
諸葛亮死後，他還真是反了。燒絕棧道，引兵攔路，其實，不過是領導人死後權力再分配的矛盾，引發起的一場內亂而已。曆史通常都是這樣來評斷人物的，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魏延敗了，就把他綁在恥辱柱上了。因為楊儀手中握有深恨魏延的諸葛亮的密囑，加之蔣琬、費禕這班文官們的支持，他們害怕魏延成事以後，必左右國家，而使他們的日子不好過。另外像馬岱、薑維這些絕非魏延對手的武將們，也不願看到魏延爬到他們頭上，於是，幾股勢力的合流，很自然地將魏延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就成了萬古不恥的叛亂分子。若是魏延兵變成功了，那麼被寫進叛逆傳裏的，必是楊儀無疑。
因為諸葛亮信任並授以錦囊妙計的楊儀，倒確是有過投魏的打算。《三國誌》載他而後說過的一段話：“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複及。”他因這句話，被費禕密報了，也削職為民。於是魏延和楊儀兩敗俱傷，而蔣琬、費禕這幫才質平平的人，得以安安穩穩的當官。
在中國曆代的政權機構中，這種庸人集團常常立於不敗的統治地位，雖正經的治國本領不大，但在搞動作，除勁敵，確保自身安全，卻是很在行的。而他們所以能存在，並維持國家機器運作，就因為最高統治者，也是凡庸之輩的緣故，這也是所謂的武大郎效應了。
因此，如果認為魏延要是真懷一份反心的話，完全可以仿效夏侯霸，舉軍投降，這正是司馬懿求之不得的。而這對他並非難事，襄陽他倒戈過，長沙他獻城過，他之所以沒有這樣做，正如《三國誌》稱：“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說實在的，如非諸葛亮的特別反對，論軍功，論武藝，論他曾與趙、馬、黃齊名過的身份，論他曾被劉備重用為漢中太守的地位，是理所當然地接替諸葛亮領導北伐的人選。
孔明一生，從公元207年隆中決策，到公元234年死於五丈原，長達27年間主持國政，竟沒有發現一個值得信任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也是夠悲哀的。
這位偉大的軍師，直到快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遍觀諸將，無人可授”，但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敵對分子，倒有一個在眼前。正是他的這份狹隘、猜疑之心和有意識的搬弄是非，埋伏下他一死之後，立刻出現的楊儀和魏延的火並場麵，本來很弱的蜀國，於是更弱了。所以，李卓吾先生說：“大凡人之相與，決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團成心，惟恐其不反，處處防之，著著算之，略不念其有功於我也。即是子午穀之失，實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時有怨言。孔明當付之無聞可也，何相銜一至此哉？予至此實憐魏延，反為丞相不滿也。”這不能不說是諸葛亮嫉才的結果。
諸葛亮實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敗，更證明了魏延的子午穀逕取兩京的戰略計劃之否定，不作任何考慮，便胎死腹中，是沒有道理的。據《三國誌通俗演義》，諸葛亮本意是要連魏延，一並燒死在上方穀裏的，所以評這本書的李卓吾先生大發牢騷。“孔明非王道中人，勿論其他，即謀害魏延一事，豈正人所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與司馬父子一等視之也？……若夫‘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八個字，乃孔明羞慚無聊之語耳。”此書原有魏延發現身陷穀中難以逃脫，仰天長歎“吾命休矣”之句，被毛宗崗父子整理時刪去，大概也是覺得諸葛亮借如此手段消滅政敵，實在是很卑劣的了。
所以，諸葛亮怕自己死後，魏延舊話重提，更怕他萬一成功，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才采取這些措施。這也是中國曆朝曆代不怎麼樣的帝王將相的老手法，生前不讓人非議，死後也不讓人非議，所以，就想盡一切方法，先封住這些非議人的嘴巴。而讓人閉嘴的最佳之計，就是劃入另冊。
魏延之亂，純係諸葛亮所致，這大概接近曆史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