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把聶小軒送到傷科醫生處診治。見腕骨已碎，不能修複，他便沒照九爺的吩咐把這右手剁下來。命醫生上藥包紮，開了內服的藥方，雇輛車把聶小軒送回家裏。三百兩銀子他如數給了柳娘，不僅沒拿回扣，連診治費他都由賬房裏支了，臨走囑咐說：“你們趁早搬家，另尋出路。這事肅王和徐煥章知道後不能善罷幹休，那時我可就護不住你們了。”
烏世保也估計與九爺毀約不是易事，但沒料到是這樣個結局。他望著聶小軒那血淋淋的衣袖和沒有血色、微閉雙眼的麵容，驚呆了，嚇傻了。從屋裏走到院子，從院子又回到屋裏。想做什麼又不知該做什麼。想說話又找不到話可說。柳娘雖也慌亂了一陣，卻馬上把自己鎮靜了下來。她既沒安慰父親，也沒理睬烏世保那喪魂失魄的樣子，說了句：“你照顧點家裏。”便徑自推門走了。這一走，直到燈晚才回來。回來時，手裏提著兩個大紅包袱。這時聶小軒已經由烏世保伺候著喝過粥，服了藥。疼痛稍減，精神略增，小聲地斷續地對烏世保述說他和九爺交涉的經過。見柳娘進門，兩人都奇怪地問：“哪兒去了？這是拿的什麼？”
柳娘把一個包袱扔給烏世保，對他說：“你現在就走，壽明大爺在崇文門悅來棧候著你。明天換上衣裳，再由壽明陪著坐車回來。”烏世保聽了莫名其妙，想仔細問問，又見她不是氣色，剛一遲疑，柳娘就推他說：“快走啊，什麼時候了，還容你裝傻賣呆？你走了我還有活要幹呢！”
烏世保稀裏胡塗挾著包袱走出了門。柳娘這才對聶小軒說：“爹，不管您心裏什麼滋味，今天得聽我的。多吃點，吃好點。好好養養神，明天一早咱們上路。”
聶小軒問：“上哪兒去？”
柳娘說：“奔三河縣，投奔世保的奶媽去。孩子不還在那兒嗎？”
聶小軒用那隻好手，指指包袱問：“這是怎麼回事？”
柳娘說：“我這麼不明不白的跟烏世保同行同止算怎麼回事？到了三河我算哪門親呢？明天先拜天地，隨後再上車。”
聶小軒說：“拜天地？上車？這麼兩件大事兒你自己就辦了？”
柳娘說：“您病著，那一位比棒槌多兩耳朵，我不自己辦誰辦？”
聶小軒說：“這一宿工夫也籌備不及呀？”
柳娘說：“衣裳我買了。神碼香燭我請了。我找了壽明連當儐相帶作媒證，車子也雇好。能帶的東西帶著，不能帶的交給壽明，以後由他變賣，把銀子捎給咱。這個人靠得住。”
聶小軒除了服從，沒話可說。柳娘一夜工夫把行李收拾妥當，把神碼供到她母親影相的上方，擺了香爐蠟扡。第二天一早，壽明陪著裝扮一新的烏世保乘一輛馬車，領著兩輛騾車來到了聶家。壽明主持婚禮。兩人拜了天地。又向聶小軒和柳娘母親的畫像磕了頭。最後謝過壽明，便把聶小軒扶上一輛車，新婚夫妻合坐一輛車。另一輛車拉上行李什物，出廣渠門奔三河縣去了。
從此以後，烏世保改名烏長安，以畫內畫壺為生。兩口子為了保存“古月軒”這門工藝，每年還燒它三窯兩窯。但既不署名，也不謀利。底印全打上“乾隆年造”。再也不燒過去沒有過的新花樣。內行人都知道，“古月軒”有光緒年號的絕少。所以過了四十餘年，當北京市麵上忽然又出現了一件光緒年造的“古月軒”製品時，就成了奇聞。並由此又引出一段公案。此事筆者雖有興趣，亦欲調查，有無收獲，殊難預料。故不敢貿然許願說《煙壺》還要寫出續篇來。
1983年10月30日
連日發燒中寫完
§§鄧友梅中篇目錄索引
追趕隊伍的女兵們 （《十月》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別了，瀨戶內海！ （《收獲》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四海居較話 （《界》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那五 （《北京文學》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煙壺 （《收獲》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索七的後人 （《十月》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據點 （《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一點探索
寫我不怕，我幹的就是這一行。可是怕寫出之後，應人之約寫“創作談”。“創作”有什麼可談的？憑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去寫就是了。
一九八二年，《中篇選刊》曾選發了我的《那五》。《煙壺》是《那五》的繼續。從《話說陶然亭》開始，我試探著寫“民俗”。具體地說，就是用北京口語，寫北京人的生活。寫他們的昨天和今天，也展望明天。北京是中國近幾百年來的都城，中國的曆史變遷牽動了北京城市麵貌，市民生活的變化。反過來，寫好了北京人和北京城市生活麵貌的變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個國家的變化。我計劃寫一組中篇和短篇。分開來各自獨立，合起來則是一幅長卷風俗畫圖。《雙貓圖》、《尋訪畫兒韓》全是這一組中的組成部分。在我的設想中，這組作品不按行業分類，如慣用的“工業題材”、“農業題材”、“改革題材”的分法，也不按階級成分劃線，如“反映工人生活的”、“反映農民生活的”等等。在生活中，各階層、各行業的人實際上摻合，交插在一個社會中生活的。他們各自帶著自己的階級屬性，生活在一個統一體中。比如：北京有許多大雜院。一個院裏住十幾家二十家。東屋住個工人，西屋也許住的就是商人。北房八成是房東，在前清作過七品縣令。他們並不因為同院的階級成分不同就找房搬家，住在一塊就要組成這樣那樣的關係。而他們在戶口分類上又都屬於一類——北京市民。我們號召文藝作品表現工農兵是完全正確的。但若把工農兵與別的人隔離開來寫，隻許寫工農兵，其它的人全列為描寫禁區，就未必科學了。還有，多少年來，人們一提到市民，就必須在前邊加個“小”字，用輕蔑的口氣說“小市民”。市民並不是一個階級，而是個綜合群體。而其中大多數還是勞動人民。“小市民”這個詞，我懷疑是進口貨，蘇聯最早用這個詞，高爾基就寫過“小市民”，但他們說的“小市民”與我們說的“市民”並不是一回事（他們是指資產階級分子）。有位朋友，聽說我要寫市民生活的，他馬上輕蔑地說：“噢，寫小市民呀，高爾基批判過了，這些人有多少先進思想？”我說：“市委領導幹部、幾百萬產業工人都有北京城市戶口，都吃商品糧，他們都是北京市民。你是說我們市委書記、工人群眾都沒有先進思想嗎？”他如果要再反駁，我還準備說：“選人民代表時，毛主席生前都以西城區居民的資格投過票。”可是他沒再反駁，隻說：“你這麼解釋強詞奪理，我就不好說了。”我說：“你怎麼解釋？工人、幹部、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全從市民裏請出去？那麼北京的市民還剩下什麼人？這麼看法對嗎？”我這就要用無產階級的觀點描寫城市各類居民的生活，不單挑選某一類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