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緒甲辰年（1904）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險的時期，他決定到上海去醫治。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那時我名為十四歲，其實隻有十二歲有零。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別之後，十四年之中，我隻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滿六個月。她隻有我一個人，隻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送我向遠地去求學。臨別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曾掉一滴眼淚。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裏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隻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1904—1910），換了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階段。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甫）。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後來改做梅溪學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我隻見過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現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後，我在巴黎見著趙詒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隻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我坐在巴黎鄉間的草地上，聽著趙先生談話，想著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鬥精神，——這時候，我心裏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一個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不算是失敗。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隻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分班的標準是國文程度。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卻可以畢業。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別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著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因為我不懂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階》，算學班上用《筆算數學》。
我是讀了許多古書的，現在讀《蒙學讀本》，自然毫不費力，所以有工夫專讀英文算學。這樣過了六個星期。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機會來了。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裏麵有人站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裏有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隨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我那時已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了，等他講完之後，我拿著書，走到他的桌邊，低聲對他說，這個“傳曰”是《易經》的《係辭傳》，不是《左傳》。先生臉紅了，說：“儂讀過《易經》？”我說讀過。他又問，“阿曾讀過別樣經書？”我說讀過《詩經》、《書經》、《禮記》。他問我做過文章沒有，我說沒有做過。他說，“我出個題目，撥儂做做試試看。”他出了“孝弟說”三個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交給先生看。他看了對我說：“儂跟我來。”我卷了書包，跟他下樓走到前廳。前廳上東麵是頭班，西麵是二班，沈先生到二班課堂上，對教員顧先生說了一些話，顧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
可是我正在歡喜的時候，抬頭一看，就得發愁了。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寫著兩個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義題：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我從來不知道“經義”是怎樣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還不很清楚，這個“原日本之所由強”又從那裏說起呢？既不敢去問先生，班上同學又沒有一個熟人，我心裏頗怪沈先生太鹵莽，不應該把我升得這麼高，這麼快。
忽然學堂的茶房走到廳上來，對先生說了幾句話，呈上一張字條。先生看了字條，對我說，我家中有要緊事，派了人來領我回家，卷子可以帶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著急，聽了先生的話，抄了題目，逃出課堂，趕到門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漢口沒有回來，店裏（我家那時在上海南市開一個公義油棧）的管事慌了，所以派人來領我回去。
我趕到店裏，三哥還能說話。但不到幾個鍾頭，他就死了。死時他的頭還靠在我手腕上。第三天，二哥從漢口趕到。喪事辦了之後，我把升班的事告訴二哥，並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一個題目應該參考一些什麼書。二哥檢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一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帶回學堂去翻看。費了幾天的工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論說交進去。不久我也會做“經義”了。幾個月之後，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但英文還不曾讀完《華英初階》，算學還隻做到“利息”。
這一年梅溪學堂改為梅溪小學，年底要辦畢業第一班。我們聽說學堂裏要送張在貞、王言、鄭璋和我四個人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我和王鄭二人都不願意去考試，都不等到考試日期，就離開學堂了。
為什麼我們不願受上海道的考試呢？這一年之中，我們都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為“新人物”了。二哥給我的一大籃子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啟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卻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裏種下了不少革命種子。有一天，王言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著蠟燭，輪流抄了一本《革命軍》。正在傳抄《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
這一年是日俄戰爭的第一年。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著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眾心理都表同情於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這一年，上海發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槍擊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寧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聯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們總覺得不願意去受他的考試。所以我們三個人都離開梅溪學堂了（王言是黟縣人，後來不知下落了；鄭璋是潮陽人，後改名仲誠，畢業於複旦，不久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