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70年代人中的一員，一個曾經的理想主義者，不敢說自己一直在堅持，甚至可以說是愧不敢言，但我不想放棄，在這個讓我困惑、迷茫的世界裏我不想放棄這最後一根稻草，不管它是不是能夠救我。
走進書店，“新浪”出版的一本書吸引了我的目光，封麵上的一行字赫然入目： 打開書，目錄上一篇文章的題目《拒絕和70年代人交朋友》更是刺人，翻到這篇文章粗粗一看，竟然把70年代人寫成什麼扮酷裝炫，沒心沒肺所謂的“新新人類”了，對比我很不以為然，感覺那都是“八十年代新一輩”的事，與我們何幹？倒是書中有段話我覺得比較中肯：70年代人可分上下兩段，上半段的人大多格守傳統，責任感強，後半段特別是70年代末出生的人則大多接近我行我素的“新新人類”。（大意）我就屬於這其中的上半段，一個曾經的理想主義者，但現在“你們的理想還在嗎？”這句話卻直撞我的心。
70年代出生的我是唱著《學習雷鋒好榜樣》和《社會主義好》等歌曲長大的，還有家裏閣樓子彈箱中父母那些毛澤東時代的書，至今還記得那些英雄模範的名字：雷鋒、歐陽海、麥賢得、王傑、蔡忠祥等等，共產主義理想在我心中無比神聖，“毫不利已、專門利人”是我最崇尚的道德。我偷偷地做些為老人送柴、為班上搭垃圾池之類的好事，雖然極不起眼卻還生怕別人知道，並以此為快樂，甚至被一個同學欺負也決不還手，還要熱情幫助她。
12歲加入共青團對於我是件銘刻在心的事件，當我小小年紀戴著團微走在學校，甚至走上街都能聽到別人的讚歎時，心中那份自豪和激動的心情真的難以言表，共產主義理想在我心中愈加變得神聖，更加緊信“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奉獻”。因著這份信念，我為自己選擇了“人民教師”的職業理想，因為教師“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總之因為教師是最具奉獻精神的職業。
15歲以後，在學習上一直很順利的我開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成功與失敗的體驗都刻骨銘心，“奮鬥流汗血、得失笑傲然”成了我的人生信條之一，我開始懂得結果並不是最重要的。道德在我心中變得更加重要，以前是對作為學生的各個方麵都力求完美，現在學習上似已不能，道德的完善自然在心中變得更重。“給永遠比拿愉快”依然是我的人生信條，崇高仍然是我的向往。我關心集體，熱愛勞動，這在高中生的意識中已經很淡漠，這還都沒什麼，當艱苦樸素，極其節儉的我給希望工程，給本校重病的同學大方地捐款時，卻引起了小小的“風波”，周圍同學議論紛紛，我不理會就是了，學校卻讓我接受采訪並讓我上台發言，還評我當優秀共青團員，在林校時甚至暗示我寫入黨申請書，我感到驚愕，繼而一一放棄。要我說話時我說了，但不是他們期望的“愛心”之類的話，我覺得“愛”應該是個動詞，而不是一個可以隨時從口袋裏掏出的名詞，我隻說了幾句平常的話，因為我覺得這本身就很平常，如果再有什麼誇耀那僅有的一點崇高感和快樂都會消失，所以我選擇放棄，躲在老師的辦公室裏用寫自己先進事跡的稿紙寫了一封放棄的信。入黨可以說是我從小就有的神聖向往，剛進林校未滿18歲的我就曾偷偷地寫過投進了學校的郵箱，學校也許沒看到，但現在要我寫倒讓我決定在學校不再寫申請書，並使我決心讓這種神聖的向往成為激勵我前進的動力。15歲以後的學校有了圖書館，從小酷愛讀書的我象看到大海一樣欣喜、激勵，《便衣警察》、《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的河》、《蹉跎歲月》等小說則使我的理想主義情懷更加強烈，也許是受這些文學作品的影響，17歲的我開始夢想著一個人走向大西北，並且充滿激情。
但到最後我所有的夢想都未能實現，雖然我還寫了信給青基會給省林業廳，也到本市教育局去要求了，但還是大西北去不成，教師也未當成。當所有的夢想都破滅之後，我隻爭取到了最後一點選擇的自由：不顧父親的責罵、母親的哭泣，沒有想方設法留在縣城，而是分配去了一個偏遠的山鄉，鄉村是我最後的底線。
但工作單位是我不喜歡的行政機關，不過既來之則安之，其實我適應環境的能力還是很強的，很快我就習慣了那裏的一切，隻是因著理想的緣故無法忍受無所事事，心中常有種想在大山與鄉政府之間搭起一座橋又不知如何搭的焦趵感。獨自一人身處異鄉，且身邊也沒有同學朋友，這在我是第一次，漏雨的小屋讓我有一種深刻的無助感，同時也為此產生了一種成長的自豪感，但後來慢慢地焦趵感和自豪感都淡了。終於入了黨，卻沒有了多少激動之情，在林校時不寫入黨申請書也因為想把這當作永遠的追求激勵自己，但朋友和老師都勸我入了黨仍然而且甚至還能更好地嚴格要求自己，於是便寫了，也按照程序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