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七二九年，清雍正皇帝曾發布一道上諭曆數賭博的危害：“荒棄本業，蕩費家資，品行日即於卑汙，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製其奴，鬥毆由此而生，爭論由此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清世宗實錄》卷八十二）從雍正皇帝之口說出的上述危害，其實質是賭博危及了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經濟基礎以及政治基礎，由此而出現的盜賊匪類將直接威脅帝國的生存，因此必須嚴加禁絕。所以，中國古代各個王朝都對賭博製定了種種禁令和懲治措施，並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效果。
據文獻記載，我國從殷商時期起就出現了賭博。至遲到春秋戰國時期，賭博已成為流行於社會各階層的一種惡習。由於它悖禮害義，助長遊惰習氣，危害社會治安，因此，處在“王室衰微，群雄並起”動蕩時期中的各國統治者，在變法圖強的同時著力懲治賭博，著名政治家管仲輔佐齊桓公，對賭博的危害非常警惕，他曾嚴正地告誡齊桓公：以往不少無道之君之所以亡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沉迷於享樂和賭博。管仲還將禁賭作為一年四季重要政務之一。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下，成為春秋時期最先稱霸的強國。
戰國時期最先稱霸的魏國更是首創立法禁賭。魏國改革家李悝製定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比較係統的成文法典《法經》，其中的《雜律》規定：“博戲罰金三盪（‘盪”為“盫’（酹）字之誤，是當時貨幣計量單位），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明董說《七國考》引東漢桓譚《新論》）也就是說，凡賭博者均被罰款。對於王位繼承者的太子，更是應德才兼備，故應從嚴要求，初次賭博將被用寬大的竹板責打；如再犯，則重打；如仍屢教不改，則取消其太子的名位而另立之。
秦始皇統一全國，建立了大一統的多民族封建國家，李斯製定的《秦律》在嚴懲奸邪盜賊和遊惰者的同時，還規定對私自賭博的官民處以“刺黥”之刑，即在臉上刺字，重者更要“撻其股”，許多賭徒往往在重打之下命歸黃泉。
漢代的統治者對禁賭也比較重視。漢代的法律《漢律》現已失傳，但據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考證，其中有關禁賭的法令當與《法經》相同。漢武帝曾經親自製定十二條戒文，其中一條就是戒賭。據《漢書·功臣表》記載，當時諸侯王犯賭博罪要被處以“完為城旦”的刑罰，即剪去胡須及鬢毛，發配到邊塞，白天站崗放哨，夜晚修築城牆。漢武帝時安丘侯張拾、侯黃遂、樊侯蔡方都因賭博而被判處死刑，同時爵位被奪，國被取消。有一次，有大臣向漢武帝進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要求進行懲處。於是漢武帝下令清查，結果有數千人受到牽連，被判處輕重不等的刑罰。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南北分裂、時局動蕩，加之玄學興起，世風大變，整個社會表現出一種擺脫傳統束縛的趨勢，賭博即在這種特殊環境中迅速廣泛地蔓延開來。由於皇帝、士族帶頭賭博，三國、兩晉時沒有禁賭的法令，隻有一些地方官吏如陶侃等自發地禁賭（見下節）。到劉宋時期，這種狀況有了變化，當時賭博者被查獲，官員免官。如大臣王景文官至給事中、右衛將軍，侯爵劉康祖官至員外郎，均受到此等處罰。到齊梁時，處罰加重，凡士人賭博，將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充軍，刑期不定；而普通百姓賭博，則判處徒刑二至五年。後來，梁昭明太子蕭統為了優待士人，將士人賭博者僅免官，百姓則判徒刑三年（見《梁書·昭明太子傳》）。不過，上述受罰的隻是“私賭”，而公開的、大規模大賭注的“官賭”則屬合法。正是由於這種法律上的缺口，當時的賭風不僅未被製止，反而愈益熾烈。
在唐代，由於重建並發展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國，儒家學說又重新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因此違禮害義的賭博當然被嚴禁。《唐律疏義·雜律》明確規定：凡是參與以財物作賭注的賭博者，輸贏在五匹絹以下，各杖一百；輸贏在五匹以上者，按盜竊財物罪論處，以五匹合徒刑一年計算，十匹二年，以此類推。提供賭場、賭具和召集賭博者，也按上述辦法處置。另外，賭飲食和以弓射賭可不以賭博論。《唐律疏義》完成於高宗時期，而到唐玄宗時，社會風氣趨於奢糜，從皇帝、貴族、百官直至下層小民都沉迷於賭博，《唐律疏義》的禁賭法規成為一紙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