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峻先生的名著《論語譯注》是目前質量最高、流行最廣的《論語》譯注本，它深入淺出，既可供專家作研究之用，也可供一般讀者閱讀，因而廣受歡迎。
《論語》是用先秦時期的漢語寫成的。如果不懂一點普通語言學的基本知識，不懂一點文字音韻訓詁的常識，便試圖給《論語》作出新的解釋，無疑是不會成功的。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之所以成功，乃是因為楊先生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和文獻學家；坊間的許多《論語》注本之所以不成功而錯誤百出，即由於注釋者缺乏普通語言學基本知識與文字音韻訓詁的常識。市麵上流行的一些隨意給《論語》中某句話斷句或給某些字詞作出“新解”的注本，大多如此。還有某些注本沿襲一些由來已久的錯誤，如讀“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樂”為à狅，為楊伯峻先生所不取，卻還有人好意地“糾錯”。
可見，讀《論語》，選取一個好的注本，是何等重要。
楊伯峻先生注《論語》的時候，沒有計算機，沒有相關軟件，以他老人家學問的廣博與精深，白璧微瑕、千慮一失仍在所難免；我們用楊先生倡導的語言學方法和文字音韻訓詁知識，輔以計算機檢索手段，對古今注釋《論語》的大學者看法有所歧異的地方，進行全麵的調查，以得出正確的、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結論，這樣不可避免地對《論語譯注》的少數地方有所修正。例如，《衛靈公篇》的“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忍”，曆來有忍心、忍耐兩種解釋，而楊先生選取後者。我們通過計算機全麵檢索發現，從《論語》《左傳》時代直到《史記》時代，凡是不帶賓語的“不忍”，都是“不忍心”的意思；因而，“小不忍，則亂大謀”意為“小小的仁慈，有時會敗壞大事情”。
看到這裏，如果讀者朋友還有耐心，請看下文較為詳盡的解說。
如前所述，現在市麵上流行的《論語》注譯本，毫無疑問，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公認是最好的。不但公眾這樣認為，學術界也同樣如此。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張政烺先生就曾撰寫專文，讚譽《論語譯注》和《孟子譯注》為同類著作的典範。楊先生譯注《論語》為什麼能做到最好呢？這得力於他的知識結構。楊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文獻學家，同時還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他在語法學上的貢獻尤其突出。譯注《論語》須得力於熟悉古代文獻，這是無需多講的。那麼為什麼注譯好《論語》還必須借重於掌握語言學特別是語法學呢？《論語》是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接近於當時口語的漢語寫的，研究《論語》實際上就是研究當時的漢語（一般稱之為“上古漢語”）；上古漢語當然也是屬於語言學研究的範疇，因此當然應該懂一點普通語言學即語言內部的最普通的規律才可言及“研究”；語言最基本的規律是，它具有社會性，它具有曆史性。我們總結這兩點基本規律，就是切忌“盲人摸象”，切忌“刻舟求劍”。還是通過例子來說明它吧。
有人認為，如果孔子說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話，豈不是推行愚民政策嗎？於是覺得應該這樣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語言是具有社會性的。在某一社群中生活的個人，如果想與別人交流，就不能說些讓誰也聽不懂的話。因此，無論是詞語還是句式，在某一時代的某一社群，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帶有普遍性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說法是帶有普遍性的，如《孟子·盡心上》就有“民可使富也”這樣的話，《左傳》莊公十六年也有“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這樣的話；相反，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類似的話在那一時代的典籍中就找不到。首先，找不到“民可”這樣的主語直接接上“可”作謂語的例證；其次，正如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中指出的，當時沒有“使由之”“使知之”這樣承接上文的，通常應為“則使由之”“則使知之”。因此，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靠不住的。正因為語言具有社會性，決定了某詞的每一含義和每一用法一定是“無獨有偶”的。某學者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並解釋說這一句中的“女子”為“你這位先生”。將這一說法拿到先秦典籍中去驗證，找不到任何另外一例可以證明它，這就決定了這個說法一定是不可靠的。由此可知，如果我們對古書如何讀有“新穎可喜”的想法，一定要拿到那一時代的語言中去驗證，看是否具有普遍性。這一驗證就好比觀察一頭大象，一定要站在一定距離之外從各個角度看它，才能對它的輪廓有個大致的了解。如果不加以必要的驗證而“自說自話”，那就好比“盲人摸象”，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類似的對《論語》來一通盲人摸象的還有把“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讀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以及“唯女（汝）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這裏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