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1925年寫過一篇《過客》的散文。後來，他又說：“我隻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隻一條，我可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也還在尋求。”
他的尋求，也是所有的人在其行走的一生中，都會有過的同樣感覺。正如他筆下的那位過客，我們都會有歇一下腿，喝一口水的片刻。尤其在這世紀之交，展望未來，回顧過去，思前想後，應該是不無裨益的事情。
19世紀結束的1900年，為光緒二十六年，這一年的北京城，到處是義和團。20世紀開端的1901年，為光緒二十七年，這一年的北京城，到處為八國聯軍。上一個世紀之交，是在一段羞辱的曆史中更迭的。
那時的中國，已經成了一具箍不牢靠的水桶，將要散架，危哉殆哉，很不令人振作的。一位名叫佩雷菲特的法國作家，在《停滯的帝國》一書裏，這樣描寫他在中國的旅行所見：“遍地是水稻和縱橫交叉的溝渠”，“人糞熏臭了中國農村”，“男人和女人的衣著沒有區別，一律都是藍布衫，寬袍長褲。男人隻留一綹長辮外前額都剃光頭”。如果這位洋人深入地了解，就會發現這具水桶漏水散架的原因，並不是人們頭頂的那根辮子，更多的應該歸咎於中國人磕久了頭以後，磕得十分麻木的精神狀態。
那時到中國來的外國人，首先會看到的，一個最典型的中國動作，就是撲通一聲跪了下來的磕頭。所以，kow鄄tow一詞，也是最早進入西方辭語體係裏的音譯漢語。我手頭的一本《朗曼英語辭典》裏，是這樣解釋kow鄄tow的：“a former Chinese ceremony of touching the ground with the head as a sign of respect， of yielding， etc。”大意是“將腦袋觸到地麵，以表示尊敬或者臣服的一種古老中國禮節”。
這種拂袖，屈膝，俯身，彎腰，低頭，觸地，立刻比被磕的對方矮半截的三跪而後九叩，是最令人氣沮的屈辱性禮節。幾代人磕下來，不但磕掉了獨立人格，磕掉了自我尊嚴，也將中國人磕成精神上的侏儒。在跨進上一個世紀之門時，這些拖著辮子的侏儒，比那幅破爛帝國的糟糕畫麵，更不可救藥些。
固然，貧窮很可怕，但愚昧比貧窮更可怕。貧窮隻是物質上的匱乏，而愚昧形成的奴化，則是心靈和身體的雙重扭曲。匱乏的物質，隻要用心，幾乎不需一代人的努力，就可大有改善。曆史上有的朝代，隻不過給老百姓數年的休養生息，就可以達到豐衣足食的程度。而磕久了頭以後的那種麻木的奴才劣根性，就非一時半時所能療救的。
所以，魯迅先生在日本仙台讀醫學專科的時候，終於決定投身文學，立誌要醫治中國人的心靈，這種先知先覺的精神，也許可以稱作上一個世紀初，那晦暗的黎明時刻，一絲閃亮的晨曦。也許，這就是20世紀最初的希望之光。雖然現在，咒罵魯迅，是一種時髦，如果，沒有希望之光的啟蒙，如今這些罵魯迅的老少爺兒們，還不照樣磕頭如搗蒜？
我記得，1949年的秋天，到達解放不久的北京，東單還是一片攤販林立的雜貨市，髒亂不堪。南邊的東交民巷，猶可以看到清代這片使館區，後牆上留有向外射擊的黑洞洞的槍孔。那是光緒二十六年，發生在北京城裏，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物證。後來，翻閱史料，才知道，就在這段牆外，堆滿了英勇進攻而犧牲的義和團員的屍骸。雖然我站在那裏，已是劫後五十年後的事，但那種被欺淩的屈辱感，並不因時光流逝，就能抹平心中這份國恥記憶。然而，我也深感悲哀和不解，那些莊稼漢造反了以後，仍舊要朝老佛爺磕頭，然後相信一紙神符，一碗聖水，就可以刀槍不入，撲向帝國主義的洋槍洋炮，義無反顧。
磕頭，把人磕成了傻子，在文學界，至今還有類似的傻子，跪在洋偶像麵前，五體投地，膺服備至。然後，調轉臉來，像《阿Q正傳》裏的假洋鬼子，自以為得了真傳似的，嚇唬中國老百姓。他們看不起這位啟蒙者，說魯迅作品裏，缺少有價值的思想精神，故而在西方世界裏，未能產生什麼影響。其實，除了馬克思學說弄得中國翻天覆地之外，西方世界裏的那些經典的，現代的，後現代的思想家，在中國的流傳，不也僅局限於相當狹窄的學術圈子裏，與老百姓渾不相幹嗎？不過是坐而論道的腐儒空談，與現實脫節的學術手淫而已。
所以，別看時下不磕頭了，不等於沒有傻子。
回頭去看，時光荏苒，距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的庚子年，已足足一個世紀了。也許因為世紀交迭的緣故，報紙上、書刊上，出現很多回首往事令人心碎的篇章，回眸昨日不堪一睹的印象。有一天，我看到登出來的一幀毛骨悚然的照片，不由得一怔。背景為前門箭樓，一些耀武揚威的八國聯軍士兵，正一把扯住好幾個光著脊梁、露著臂膀的義和團員的辮子，用大刀屠殺著。一些被砍下來的頭顱，就滾落在不遠的地上。我想，照片上那些跪著的骨瘦如柴的同胞，任人宰殺的一臉麻木，與魯迅在日本求學期間所看到日俄戰爭紀錄影片中，被處決的中國犯人的麵部表情，應該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