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寫過一篇有關周作人曆史的文字，受到誚議，嘲之曰“奉旨罵賊”。其實，既是賊，奉旨罵，或者，不奉旨罵，又有什麼關係？隻要罵的這一位，確實做過賊骨頭，罵就沒有錯。舉例而言，總不能因為這個賊的麵孔長得標致，你愛之彌切，喜之彌甚，就容不得別人罵他。或者，也不因為這個賊寫了一手漂亮毛筆字，你欣賞備至，五體投地，就要我們忘了他的賊身份。
賊就是賊，一定要把賊當神仙供，“天地君親師”後加上這個賊，香火供奉，那是個人自由；但不許別人講這個賊的一句壞話，那就是霸道了。孔夫子早就說過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總不能因時代“進化”，思想“解放”，到了對漢奸、賣國賊，人人必得而“捧”之的地步吧？
清人劉聲木在其《萇楚齋隨筆》卷二《南宋鄧肅等論楊雄》中講到：“楊雄，後世以其能文，極力為之文過……好其文，並及其人，欲使其彌天罪惡消滅於無形。其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居心尚堪問乎！”看來，因其能文，而為其文過者，古已有之，也就不覺得有什麼新鮮感了。
中國舊時文人，都講“道德文章”；從理論上說，文人的“道德”和“文章”，兩者應該是統一的，或盡量做到統一。但是，幾千年來，相當多的人並不“道德文章”，甚至更有文章甚好而道德極差的文人。怎麼辦？一般都采取不深究的辦法，隻當看不見，何況中國人有隱惡揚善的美德。
對於當漢奸的周作人，其實大家一直心照不宣，向來是道德歸道德，文章歸文章分開來看他的。五十年來，相安無事，大家也約定俗成，作如是觀。近年來，忽然發現這是一座“金”礦，出版他的書，可以賣錢，於是猛出；寫他的文章，可以得稿費，於是猛寫，為他鳴冤叫屈，可以撈一頂“撥正反亂”的桂冠，於是猛來勁。
本來是個糞桶，蓋住了，掩鼻而過，也就拉倒。偏要插進攪屎棍去，於是，惡臭熏天。這就是時下在周作人屁股後麵，那班老的少的擁簇者做的“好”事。
本來，過分侈談他文章如何的好，竭力忽略他道德實在的差，已經相當違背客觀事實，混淆視聽。邇來，更是變本加厲，金身重塑，香火供奉，連他那段當華北偽政府教育總監，為虎作倀的醜史，也因為文學行情看好，跟著要改寫，那就真是豈有此理的混賬了。
貳臣，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夠可恥的了，漢奸，比貳臣更遭人唾棄，更讓人痛恨。因為貳臣隻是叩了上一朝皇帝的頭後，轉過臉來又向下一朝皇帝三呼萬歲而已，雖然這種迅速的轉變，很不要臉，起勁地向新主子獻媚，令人惡心。但在罪惡的層次上，比起當東洋或西洋的哈巴狗之流，或許要差池一些。因為，貳臣過了幾朝幾代以後，醜惡的色彩相對淡化，而中國人對認賊作父的漢奸，是永遠也無法寬恕的。
這也是以往抗日題材影片中的維持會、新民會、皇協軍、翻譯官這類俗稱“二鬼子”的角色，為什麼無一不被刻畫到壞得流油，無一不讓人恨得牙癢的緣故。有時候替編、導、演想，難道不怕落入臉譜化、程式化的窠臼。後來，悟通了，對於中國人來講，像漢奸這樣的話題，是做不得翻案文章的。涉及到民族感情、國家尊嚴，人心所向，全民認知的原則問題，則尤其不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韙，逆大多數中國人的意誌。
80年代初，有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試圖突破，想出出抗戰題材之新，寫出一部電影文學劇本來，講述一個被日本鬼子強奸了的中國農村婦女，生出來的孩子的故事。劇本的最初題名，頗為直露，就叫《孽種》，衝這兩個字，大概也就想象出會有些什麼情節了。這是一個令人從生理到心理都感到很不舒服的題材，聽說後來改了，如何改，改得怎樣，也就不知下文了。
顯然，此公這部電影文學的構思，是受到西方時尚流行的影響或者誘惑。當時，重新思考戰爭和戰爭中的人性，成為文學和影片正當令的題材。於是，洋作家，洋導演，出了這樣一個暢銷的名堂以後，可憐的扁臉黃皮的中國作家，中國導演，也就跟著“克隆”。反正咱們中國地大人多，要什麼故事，有什麼故事，要什麼人物，有什麼人物，準還能學得像模像樣。
這類作品，說得好聽些，叫借鑒，說得不好聽些，叫模仿，是那些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更缺乏自信心的文學家，藝術家，偷工省力之舉。但是，老兄啊！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你身體裏流著的是中國人的血脈，總不能數典忘祖。這祖，就是血管裏數千年傳統文化熏陶下的價值觀。外國人或許能夠容忍這個“孽種”，中國人，至少那些尚未完全西化的中國人，對這個“孽種”，會感到堵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