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小說史上，馮夢龍（1574—1646）是個很重要的人物。
雖然，長期以來，他被定性為通俗文學家，但這並不是十分準確的評價。實際上，他是一位扭轉了宋元明以來中國人閱讀習慣的小說改革家。算得上是中國小說史上的拓荒者。在中國，寫小說者很多，但對大家讀慣了的小說，無論內容無論形式，能實行一次根本變革者很少。
凡能行非常事者，必非常人，他決不是文學史上可以馬馬虎虎對待的人物。
中國的白話小說，始於宋代的話本。但從話本出現那天起，內容無非兩端，主要是說史，其次為神魔、靈怪、煙粉、傳奇之類。應該說，是這位馮夢龍，將舊的小說格局，引出神天鬼地，回到大千世界，瞄準帝王將相，關注芸芸眾生。
這是極具勇氣的創舉。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14—15世紀的中國，由於作坊手工業的發達，由於商貿交易活動的活躍，初具規模的資本經濟開始萌芽，擁有財富的新興階層，便在城市中出現。與小農經濟不同，這些城市中的有產者和平民，是一個湧動著消費欲望的群體。他們的文化需求，和躺在地頭上由著太陽曬屁股講兩個葷笑話就心滿意足的農民不同，他們渴望著美學價值高一些，文化品味強一些，以市井人物為主體，以城市生活為背景的文學出現。
於是，馮夢龍的“三言”應運而生，揚棄話本小說中舊的講史模式，遂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馮夢龍，江蘇長洲人，在明代，江浙是經濟最發達地區，因此，他能得風氣之先，創新行事，也是一種曆史的必然。不過，對這位具有前瞻性的小說改革家，文學史缺乏足夠的估價。一個“俗”字，給他蓋棺定論，是不甚公正的。
中國文人有一個通病，一旦衣冠楚楚，人五人六，馬上就把褲腿放下，遮住未洗幹淨的泥巴，馬上叼起雪茄當精神貴族，一張嘴，全是洋人的名字，一說話，全是西方的名詞。中國的東西，傳統的東西，本土的東西，老百姓喜歡的東西，下裏巴人能夠接受的東西，是不放在他們眼裏的。這些人的文學史，必然就是圈子的文學史。
因此，別指望這本文學史裏，會留張椅子給馮夢龍先生來坐，他哪有資格進到這大雅之堂？即使他捧上一大束玫瑰，誠心給圈子裏哪位老太爺獻花，門口一定有人攔住，你有請柬嗎？休看他買了九十九朵玫瑰，但不是人家要邀請的一百位客人中的一位，他也隻有吃閉門羹的份。
有文學，就有圈子，好者好之，惡者惡之，但隻要圈在一起，必然是一個宗旨排外的團契。猶如海明威所言，像養在一個玻璃瓶裏的蚯蚓，鑽來拱去，互相以彼此的排泄物，撫慰著自己，做瓶子裏的文學大師之夢。
好在馮夢龍識趣，不想幹擾人家這種手淫似的自得其樂，何況他的事情多得很，日程排得很緊，一方麵，他要下鄉去采風，為已經出版了的吳下民歌集《掛枝兒》，再編一本《山歌》續集。一方麵，他要馬不停蹄地訪遍江浙一帶的書市，覓尋散佚的宋人話本。
因為，他要據其中“市人小說”的斷篇殘章，來撰寫他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所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他的這些創新作品，訂名為“擬宋市人小說”，算是有別於傳統的新品種。“市人小說”，也就是“市井小說”。“市井小說”，也就是市民當主角的小說。對今天的作家來說，願意寫誰就寫誰，願意咋寫就咋寫，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可五百年前，自宋、元、明三代沿襲下來的規矩，凡小說，必講史，成為金科玉律，要破它，需要一份膽量。
我欽佩馮夢龍這種敢於否定的勇氣。否定一個兩個前人，也許並不難，但否定幾朝幾代的定論，否定幾百年來的規矩，在習慣聽命，比較軟骨的中國文人行列裏，像他這樣的抗命者，是罕見的。所以，明亡以後，一說於憂憤中死，一說為清兵所殺，便足證他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