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清水江的江水不斷地流動一樣，民族走廓的特殊地位也促進了涉及經濟文化各個方麵的人、財、物的流動。因此，憑借民族文化走廊的特殊觀照視域，我們將可以更好地研究民族遷徙、文化交流、經濟往來等諸多方麵的情況，看到不同區域之間的民族文化實體消長互動及磨合認同的具體運作方式。而國家權力介入之後所發揮的巨大整合功能，也必然借助於民族文化走廊固有的交通便利及其所產生的認同與區分的傾向。一條流動的江水聯結眾多的異文化族群區，不能不有眾多的研究題域刺激我們的探知熱情。然而反觀過去的漢語文獻記載，概括地說，一方麵清水江流域長期以來都是華夏文明中心區域的邊緣地帶，漢文化語境中的描述與研究始終顯得不夠，一方麵當地很早以來便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衝突、融合的文化核心區，必須依據新材料作出客觀合理的再分析或再評價。至少南方與北方文化或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的長期交流往來，國家和地方及地方與地方之間的溝通互動，以及地方族群之間認同與區分邊界的移動變化，對照比讀大量的契約文書及官私文獻記載，我們正好可以從中找到華夏文明中心與邊緣不斷重新移動、改變、組合的客觀事實，獲取與大一統秩序建構活動有關的西南邊疆體係經營開發的具體曆史事例，了解邊地民族接受或拒斥國家意識或禮法教化秩序的反應調節機製，看到國家政治整合統一與文化紛彩多元的複雜差序地理格局，從而更好地認識政治與文化中國的整體結構特征，摸清邊緣與中心邊界的調整移動與磨合變動過程。
正是有鑒於此，所以我們一貫提倡不僅要從王朝政權中心看中國，同時也要從王朝政權四周看中國，我們相信完整的中國是由中心與四周共同組成的，中心與四周從來都是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我們需要培養上下遠近層層比較互觀的學術眼光，才能更好地將整體而全程的中國社會曆史十字打開般地呈現給世人。
最後，我想我們能不能通過長時段的研究，重新撰寫鄉民社會的日常生活史。大家知道，生活史與政治史相比，前者發生變化的周期較長，後者發生變化的周期較短，王朝政權急遽更迭改換了，民眾生活卻依然照舊。所以鄉民生活史的再現和書寫，必須以長時段的周期為觀照視域，憑借區域學的整合觀照優勢，改變過去單一民族的曆史書寫敘事方法，才能看出百姓倫常日用變化的生命規律，了解文化調適的真實意義，再現地域生活中多民族（族群）共同性與多樣性並存的互動交流的完整曆史。以鄉民村落日常生活史為基礎，可逐層分析經濟、政治、藝術、宗教等與人的存在方式有關的複雜社會結構，揭示國家與地方相互交涉所形成的地方禮法秩序運作機製原理，力爭以地域學研究的方式超越西方年鑒學派。更明白地說，憑借大量具有係統性、歸戶性特征的契約文書，同時參考各種官修私撰典籍文獻，我們完全可以結合地質地貌、氣候物種、生態環境、地方禮俗秩序、鄉民日常生活，以及中層管理製度的上下溝通作用，國家權力與地方經驗的耦合方式，做出縱向橫向多方麵立體結構的綜合性分析，彌補既往學者撰寫中國通史的不足，填補華夏文明西南史地研究薄弱的學術空白。
通觀中國曆史即不難看到，明代以前，譬如漢武帝的時代，至少在司馬遷的筆下，西北學和西南學是同樣重要的，國家在大力經營西北的同時，也在積極有為地經營西南，包括夜郎問題、南越問題，都必須著眼於西漢帝國整體邊疆體係的建立來加以觀察和解決。解決夜郎問題不僅著眼於夜郎問題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南越問題。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進行觀察，西北與西南的形勢變化可說是相伏相倚，西南學和西北學在王朝國家的視野中也是同樣重要的。當然，從整體上看，西北邊疆危機較多，西南邊疆危機較少，所以西北學更多地壓倒了西南學。宋室南渡以後，權力中心南移，穩定南方才能從容應對北方，西南學一時又顯得比較突出了。明代開國以後，西南地區的蒙古勢力極為強大，一旦與西北蒙古聯成腹形包圍圈，就會構成夾擊中央王朝的巨大威脅力量，所以西南學和西北學一樣，它們都受到了士大夫群體的廣泛關注。隻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西北邊疆危機更為深重，加上敦煌文書和大量漢簡的發現，西北學才明顯壓倒西南學。抗日戰爭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南遷，學術重心南移，西南學重又興起。隻是今天從整體上看，依然是西北學強，西南學弱。我們今天是不是可以通過數量頗豐的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將西南學提升至與西北學同樣重要的地位呢？我想答案當是肯定的。西南學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研究成果，將西南地區民族交流與融合的經驗，上升為國家話語經驗，從而更好地化解民族衝突，處理好民族自治問題，並憑借東方特有的氏族融合成功的曆史經驗，更為積極地向國際社會類似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