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宋時期，文人傳奇和話本小說的發展使這一時期的敘事藝術在內容興趣出現了與《世說新語》時代不同的特點。按照宋人對話本內容的分類，“講史”和“講經”通常單獨分為兩類，而狹義的“小說”（既所謂“銀字兒”）中則大致包括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杆棒、妖術、神仙等幾類。這些內容大體上可以說概括了宋代乃至後來的通俗敘事藝術在內容方麵的特點。這些內容中在表現人士生活與形象時往往是按照市民的趣味被傳奇化了，如《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所描繪的跡近市井無賴的柳永形象就是一例。而在唐宋傳奇一類由文人士大夫自己所寫的敘事作品中，則可以比較切近地看出人士自己所感知、了解到的社會生活，他們的社會地位觀念。
唐宋文人筆下的人士形象不再局限於《世說新語》式自命不凡的門閥士族與發言玄遠的高人雅士，而應當說是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象滎陽生（《李娃傳》）、張生（《鶯鶯傳》）、崔護（《崔護》）等都是典型的風流才子形象，柳毅（《柳毅傳》）、裴航（《裴航》）則近於誌怪小說中的神仙異人，韋崟（《任氏傳》）、李靖（《虯髯客傳》）類似遊俠，而李公佐（《謝小娥傳》）、蘇無名（《蘇無名》）是後來公案小說中常見的那一類明察秋毫的賢官……如果對這一類故事中的人士形象作一個具體的分析，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出這樣的傾向，就是那些故事雖然描寫了比較豐富的社會生活層次與內容，但故事中的人士與作為敘事背景的一般社會（主要是城市社會）之間的關係仍然並不是很密切的。除了少數近乎市井遊俠或淪落潦倒的形象而外，一般出現在故事中的人士要麼是處在傳奇化了的空洞環境中，要麼就是處在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地位上。市井生活對文人們來說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重要性。
文人傳奇中人士與一般城市社會關係的疏離其實是傳統社會秩序在敘事中的反映。文人士大夫在傳統的社會關係中生活道路的選擇，即所謂進退出處，實際上無非是兩極：朝與野。用範仲淹的話來說就是“居廟堂之高”與“處江湖之遠”。按照傳統的人生觀，君子所求的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如果不能居廟堂之高幹一番大事業，那麼最好是退隱江湖全身遠害。在這種生活模式中，市井社會的生活顯然不具有什麼重要性。杜牧說他自己“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似乎可以作為一個隱於市井的例子，但恰恰是這種淪落市井的生活方式與趣味使他受到後人的訾議。宋代的柳永也是一個混跡市井生活的文人才子。他的瀟灑倜儻固然使他成為市民文學所感興趣的對象，卻也使得他受到統治者的白眼，從此與人士的進身之途絕了緣，以致於留下了“奉聖旨填詞柳三變”的傳說。
從這個時期文人敘事中所表現的人士的地位觀念來看，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相比已開始起了變化。在許多傳奇作品中，人士的地位觀念都不大能看出傳統門第的背景和與之相聯係的那種無煙火氣的清韻。就以上述幾個比較著名的作品中人士為例：《柳毅傳》中的柳毅是以俠義正直的品質獲得尊敬的。《鶯鶯傳》中張生之所以能夠吸引鶯鶯的芳心，除了寫信求救這一義舉外，似乎也與他“性溫茂，美風容”即人品相貌有關。《崔護》中的崔護以“人麵桃花”一詩聞名，同時在故事中他令南莊女傾心的條件則是“資質甚美”。《裴航》中的裴航除小有詩才外，主要為人所重的是講信用。傳奇中這幾個重要的人士形象都看不出什麼門第背景，而且多功名蹭蹬。但在這些角色身上可以看出，才氣、人品、德行等個人因素以及這些因素所受到的更廣闊範圍的社會評價構成了人士地位觀念的根據。這表明盡管唐代社會結構仍然是傳統的，但人士的地位已不僅僅是由傳統的門閥和功名所決定了。人士的地位觀念開始與整個社會產生了關係。
一方麵人士仍然與周圍的市井社會之間保持著疏離，而另一方麵人士的地位觀念又與周圍社會的評價產生了聯係。這種矛盾使得文人傳奇中的人士在其周圍的市井社會中扮演了一種若即若離的“旁觀者”角色。象李公佐自己作為故事內敘述人出現在《謝小娥傳》中時就是這樣的身份。唐代傳奇在講述市井社會的故事時，常常是以這樣的局外人身份出現的。有時故事講述的是人士自己的事，但當這種故事所涉及的活動屬於人士階層的價值觀念和生活理想之外生活時，同樣可以看出人士在情感態度上的遊離和超然。比如元稹的《鶯鶯傳》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這個故事通過後來一再改編的《西廂記》而廣泛流傳，但這個久負盛名的愛情故事在元稹的傳奇中細細讀來並不像後人願意理解的那樣浪漫。《鶯鶯傳》的開頭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