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踐，公元前497至前465年為越國國君。越國與吳為鄰，建都會稽（今浙江紹興），春秋後期常與吳國作戰，屢屢受挫。勾踐的父親允常執政時自稱為王。
勾踐繼位為王的第一年，吳王闔閭大舉伐越，兩軍在檇李（今浙江嘉興西南）相遇，勾踐大敗吳軍，闔閭重傷而逃，途中病死。
三年後，吳王夫差興兵複仇，兩軍戰於夫椒（今江蘇吳縣西南太湖中），越軍大敗，年後被夫差放歸。勾踐回國後一意複仇，他臥薪嚐膽，磨礪其誌，任用文種等人整頓國政，一麵對吳國繼續稱臣，麻痹夫差，一麵積極進行伐吳的戰略準備。夫差後來去黃池與諸侯會盟，勾踐率越軍乘虛攻入吳都，迫使夫差乞和。他見吳勢一蹶不振，不久又大規模地伐吳，最後滅掉吳國，令夫差自裁。旋即北渡江淮，與諸侯會於徐州（今山東滕縣南）並使人向周室送去貢物，周王回贈禮品，命勾踐為東方伯主，越國於是成為春秋末期的最後一個霸主之國。越國稱霸後，疆域擴大，占有今江蘇和安徽南部、江西東部和浙江北部的土地，勾踐在稱霸後，疑忌功臣，殺了文種，十餘年後病死。
勾踐在位三十多年，其間越國經曆了極大的起伏。勾踐把一個瀕臨滅亡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霸主之國，這一過程充分表現了他的韜晦戰略和政治機謀。
韜光養晦：生存就是一切
夫椒一戰後，吳軍直搗會稽，越國存亡不保，危在旦夕，為了謀求社稷之存，勾踐派文種去吳營打通關節，乞降請和。吳王以勾踐入吳稱臣為條件，同意和越，勾踐遂安排好國內事宜，與夫人和範蠡一起入吳。夫差命人在闔閭墓側築一石室，將勾踐夫婦貶入其中，去其衣冠，蓬首垢衣，使其執養馬之事。勾踐身為一國之王，受到這樣的賤待，實在是蒙受了奇恥大辱，但勾踐不曾卻辭，似乎是心安理得地予以接受。入吳後，勾踐在如下三個方麵努力表現自己，不僅騙得吳王不疑，而且逐步贏得了其好感：第一，言行卑謹。勾踐一見吳王，即肉袒伏於階下稽首道：東海役臣勾提及檇李戰事，勾踐立即叩首道：“臣實當死，惟大王憐之！”夫差令其養馬，勾踐謹執其事，每當夫差駕車出遊時，他牽馬行於車前，聞吳人在旁邊指笑之聲，並不理會。他每天擔水掃糞、拾柴生火，兢兢業業，故意表現對吳王無限遵從。第二，絕除怨恨之色。
勾踐以國王之尊，幹的是卑賤的差役，吳王起先也不相信他能忍受到這種程度，還暗地裏派人窺察，但見勾踐終日勞作，沒有半點怨恨之色，晚上亦無愁歎之聲，吳王遂以為勾踐已失卻了思鄉之誌，對其不以為意，置於度外。第三，竭力換取夫差的好感。夫差染寒臥床後，勾踐在大臣範蠡的策劃下前去看視，夫差半閉著眼睛問道：“勾踐亦來見孤耶？”勾踐叩首奏道：“囚臣聞龍體失調，如摧肝肺，欲一望顏色而無由也。……”（第八十回）言畢，夫差腹脹欲泄，勾踐對其說：“臣在東海，曾事醫師，觀人泄便，能知疾之瘥劇。”夫差便後，勾踐手取其糞，跪而嚐之，聲稱夫差之病不久即將痊愈，並解釋說：“今囚臣竊嚐大王之糞，味苦且酸，正應春夏發生之氣，是以知之。”夫差為此事受到極大地感動，遂下決心赦放勾踐回國。
勾踐在國家危亡的緊急關頭麵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英勇抗吳，不惜悲壯殉國；一種是忍辱求存，寧可臣事吳王。大敵當前，勾踐選擇了以屈求伸的政治戰略，這一選擇是他本著國家利益第一、長遠利益第一的原則做出的，勾踐在離越前，群臣相送於江口。《吳越春秋》記載了群臣在浙水之上分別時的祝詞，表達了他們當時的心情：皇天佑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
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離牽致，其後無殃。
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悲哀，莫不感傷；
臣請薄脯，酒行二觴。
擇的結果使他個人受盡屈辱，但卻為國家保全了一線生機。
範蠡曾評價夫差說：“吳王有婦人之仁，而無丈夫之決。”（第八十回）正是利用夫差的這一弱點，勾踐才能夠施行這一曲線求生之謀。他在吳國鋒芒內藏，含韜養晦，刻意追求對吳王的逢迎。
他既要表現出對吳王不殺之恩的感激，又要使吳王相信這種感激的由衷，為此作了異乎尋常的表演。勾踐不愧是一位胸懷博大的政治人物，他心誌遠大，盤算著未來，故對眼前的屈辱之遇有了超脫感，因而能迅速實現由君王到奴仆的角色轉換，取得吳王的同情與信任。
勾踐心機與行為的背離使他發生了人格的二重化，在內心世界，他圖謀複仇，大誌不衰；在外部形象上，他感恩事吳，忘鄉惰誌。勾踐的高明之處在於本身做到了二重人格的嚴格區分，數年中不使二者發生絲毫的混淆與相擾。同時，勾踐又做到了二重人格的內在統一，二者在相互刺激中強化自身，它們背離得越遠，趨向統一的動量也就越大。二重人格的演化過程構成了勾踐的政治複興史。吳臣伍子胥當時就向夫差指出：“虎卑其勢，將有擊也；狸縮其身，將有取也。”以此揭露勾踐的韜晦之謀。後人曾比喻對敵鬥爭的這種策略說：“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易傳·係辭下》）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二重人格的背離性與統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