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戰中常常按方法辦事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隻要我們想一想，在戰爭中，有多少行動是根據純粹的假定或在完全弄不清情況的條件下決定的，我們就會相信這一點了。這是因為敵人會阻撓我們去了解那些對我們的部署有影響的情況，時間也不允許我們充分了解這些情況，而且即使我們知道了這些情況，也由於範圍太廣，過於複雜，不可能根據它們來調整一切部署，所以我們常常不得不根據幾種可能的情況進行部署。隻要我們想到，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時考慮的具體情況是無窮無盡的，那麼我們除了進行由此及彼的大致的推想，根據一般的和可能的情況進行部署以外，就沒有其他辦法。最後，我們還要提到，職位越低，軍官的人數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們具有獨立的見解和熟練的判斷力。除了來自於勤務細則和經驗的見解以外，就不應該要求他們有其他的見解，我們就不得不教給他們一套類似細則的方法，作為他們進行判斷的依據，防止他們越出常軌地胡思亂想，在經驗特別有用的戰爭領域裏，胡思亂想是特別危險的。
我們還必須承認，方法主義不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還有很大的優點，那就是反複運用同一種方法在部隊的指揮上可以達到熟練、精確和可靠的程度，從而減少戰爭中的阻力，使機器便於運轉。
因此職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的；職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職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因而方法在戰術中比在戰略中更能發揮作用。
從最高角度來看，戰爭不是由大同小異的、處理得好壞取決於方法好壞的無數細小事件構成的，而是由需要分別處理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各個重大事件構成的。戰爭不是一片長滿莊稼的田地，收割時不需要考慮每顆莊稼的形狀，收割得好壞僅僅取決於鐮刀的好壞；而是一片長滿大樹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用斧頭砍伐大樹時，就必須注意到每棵大樹的形狀和方向。
軍事活動中方法使用得多少，並不取決於職位的高低，而取決於事情的大小。統帥處理的是全麵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較少使用方法。統帥如果在戰鬥隊形、布置先頭部隊和前哨方麵，采取老一套方法，不僅會束縛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束縛他自己。固然，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創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據情況采用的，但是隻要它們是以軍隊和武器的一般特性為根據的，也可以成為理論研究的對象。然而像用機器製造東西那樣，總是按照同一方法來決定戰爭計劃和戰役計劃，卻是應該堅決反對的。
但隻要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理論，對作戰的研究還不夠完善，職位較高的人有時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義，因為在這些職位較高的人當中，有一部分人沒有條件通過專門的研究和上層社會的生活來提高自己。他們在那些不切實際而又充滿矛盾的理論和批判麵前無所適從，他們健康的智力接受不了這些東西，於是除了依靠經驗以外沒有其他辦法了。因此，在必須和可以單獨地自由處理問題的場合，他們也喜歡運用從經驗中得來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最高統帥所特有的行動方式，這樣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方法主義。腓特烈大帝的將軍們總是采用所謂斜形陣勢11，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將軍們總是采用綿長戰線的包圍戰法，而拿破侖手下的將領們則常常集中大量兵力進行血戰，從這些辦法的反複運用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一套襲用的方法，由此可見，高級指揮官也可能仿效別人的方法。如果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理論，有助於研究作戰方法，有助於提高那些力圖上進的人們的智力和判斷力，那麼方法主義的作用範圍就不至於這樣大，而那些被看做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少會是理論本身的產物，而不是單純仿效的結果。一個偉大的統帥無論把事情辦得多麼高明，他辦事的方法中總有某些主觀的東西，如果他有一種特定的作風，這種作風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個性，而他的個性同仿效他的將領們的個性不會總是一樣的。
在作戰方法中要完全摒棄這種主觀的方法主義或作風，既不可能也不正確。相反地，應該把它看做是戰爭的總的特性對許多個別現象所產生影響的一種表現。當理論還沒有預見和研究這種影響時，就隻能依靠方法主義。革命戰爭有它特殊的打法，這不是很自然的嗎？但哪一種理論能預先把它的特點包括進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況下產生的方法很容易過時，因為情況在不知不覺地發生變化，而方法本身卻沒有改變。理論應該通過明確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這種過時的方法。1806年，普魯士的一些將軍們，例如路易親王在薩爾弗爾德，陶恩秦在耶拿附近的多恩山，格拉韋特在卡佩倫多夫前麵和呂歇爾在卡佩倫多夫後麵，都因為襲用了腓特烈大帝的斜形陣勢而全軍覆沒。這不僅因為這種方法已經過時，而且還因當時方法主義已使智力極為貧乏，所以才導致了霍恩洛厄的軍隊史無前例的慘敗12.
第五章 批判
理論上的真理總是更多地通過批判，而不是通過條文來對現實生活發生作用。批判就是把理論上的真理應用於實際，它不僅使理論上的真理更加接近實際，而且通過經常反複的應用，使人們更加習慣於這些真理。因此除了確定用什麼觀點建立理論以外，還必須確定用什麼觀點進行批判。
我們把批判地論述曆史事件同簡單地敘述曆史事件區別開來。簡單地敘述曆史事件僅僅是羅列一些事實，至多不過涉及一些最直接的因果關係。
批判地論述曆史事件，則有三種不同的智力活動。第一是考證曆史上可疑的事實。這是純粹的曆史研究，同理論是兩回事；第二是從原因推斷結果。這是純粹的批判的研究。這種研究對理論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理論中需要用經驗來確定、證實、甚至隻需加以說明的一切，都隻能用這種方法來解決；第三是對使用的手段進行檢驗。這是既有讚揚又有指責的真正的批判。在這裏，理論是用來研究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來從曆史中吸取教訓的。
在後兩種考察曆史的純粹的批判活動中，極為重要的是要探尋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一直到弄清毫無疑義的真理為止，而不能像常見的那樣半途而廢，也就是不能滿足於某種隨意做出的論斷或設想。
由原因推斷結果，往往有一種不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難，那就是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原因。這種情況在戰爭中比在實際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動中更為常見。在戰爭中，很少能完全了解事件的真相，至於行動的動機更是如此，因為這些動機或者被當事者故意隱瞞了，或者由於它們是非常短暫的和偶然的，曆史上沒有記載。因此批判的研究必須同曆史的研究相結合，但即使如此，有時原因同結果往往還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結果不能看做是已知原因的必然產物。在這裏就必然會產生脫節現象，也就是說，有些曆史事件我們無法從中吸取教訓。理論所能要求的是，探討到有這種脫節現象的地方必須停止，不再往下推論。如果誤以為已知的原因已經足以說明結果，因而對它過分重視，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難外，還有一種很大的內在的困難，那就是戰爭中事件的結果很少是由單一的原因產生的，而是由許多原因共同產生的，而且僅僅憑公正而認真的態度追溯事件的一係列根源還不夠，更重要的是還必須弄清楚每個原因的作用。這樣就必須對原因的性質做進一步的探討，於是批判的研究就進入了純粹的理論領域。
進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對手段進行檢驗時，必須弄清當事者使用的手段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這些結果是否符合當事者的意圖。
要想知道手段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就必須探討手段的性質，這又進入了理論的領域。
我們已經說過，在批判中極為重要的是探尋事物的毫無疑義的真理，不能隨意做出論斷，因為隨意做出的論斷不能使別人信服，別人也可以用隨意提出的主張加以反對。這樣一來，就會爭論不休，得不出任何結論，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訓。
不論是對原因的探討，還是對手段的檢驗，都會進入理論的領域，也就是說，進入一般真理的領域（這種真理不是僅僅從當前具體情況中得出的）。如果有一種有用的理論，考察時就可以把理論中已經確定的東西作為根據，不必再去追溯。但當理論上還沒有這樣的真理時，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如果必須經常這樣做的話，那麼人們常說的著作家們就會不勝其煩，就有無數的事情要做，要對每一個問題都進行從容的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結果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範圍，他就不得不滿足於隨意提出的主張，盡管他本人不認為這些主張是隨意提出的，但在別人看來則是如此，因為它們本身既不十分清楚，也沒有得到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