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戰爭過程中利用出敵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須要有保證出敵不意的手段，如當機立斷、調兵遣將以及強行軍。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侖是大家公認在這方麵造詣最深的統帥，但是，從他們的戰例中也可以看到，即使充分地做到了這一切，也並非總能取得預期的效果。腓特烈大帝在1760年7月曾非常出敵不意地從包岑襲擊拉西將軍，轉而又襲擊德累斯頓，在整個這段插曲中他實際上不僅一無所得，而且丟失了格拉茨要塞，使自己的處境明顯地惡化48.
拿破侖在1813年曾經兩次突然從德累斯頓襲擊布呂歇爾49（至於他從上勞西次突入波希米亞50就根本不用提了），兩次都完全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隻不過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既浪費了時間又損失了兵力，反而使德累斯頓幾乎陷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因此，在戰爭中要通過出敵不意取得巨大的成功，隻靠指揮官的努力、魄力和果斷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其他有利條件。
在這方麵，這兩位統帥也提供了另外兩個鮮明的例子。1814年，當布呂歇爾的軍隊離開主力軍團向馬恩河下遊移動時，拿破侖對它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襲擊。以兩天出敵不意的行軍很難取得比這更大的戰果了。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呂歇爾的軍隊被各個擊破了，遭受了相當於一次主力會戰失敗時那樣的損失。這完全是出敵不意的效果，因為，假使布呂歇爾預料到拿破侖極有可能對他襲擊，他就會完全以另外一種方式來組織行軍了。這次奇襲的成功同布呂歇爾組織行軍的錯誤是分不開的。當然拿破侖並不知道這些情況，因此，他的成功中摻雜著一種幸運的偶然性。
1760年的裏格尼茨會戰也是如此。腓特烈大帝在這次會戰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因為他剛剛占領了一個陣地，在當夜又轉移了，這完全出乎勞東的意料之外，因而使勞東損失了70門炮和1萬人。雖然當時腓特烈大帝為了避免會戰，或者至少為了打亂敵人的計劃，經常采取忽東忽西運動的原則，但是14日夜間轉移陣地，卻恰恰不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他不喜歡14日的陣地。因此，偶然性在這裏也起著很大的作用。如果勞東的進攻不是偶然地碰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間轉移了陣地，不是偶然地碰上了難以通過的地形，那麼，結果就可能不是這樣了。
就是在較高的和最高的戰略範圍內，也有一些利用出敵不意獲得巨大成功的戰例。大選帝侯同瑞典人作戰時，從弗蘭肯到波莫瑞以及從馬爾克到普雷哥爾河的兩次輝煌的進軍51，1757年的戰局；1800年拿破侖越過阿爾卑斯山的那次著名的行動52.在1800年這個戰例中，一支軍隊投降後交出了整個戰區；在1757年的戰局中，另一支軍隊幾乎也同樣地交出戰區並投降。最後，還可以舉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裏西亞作為一場完全出敵不意的戰爭的例子。上述各例中的戰果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不把這種情況同一個國家由於缺乏活動力和毅力而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情況（如1756年的薩克森和1812年的俄國）混為一談，這種情況在曆史上還是少見的。
出敵不意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隻有能夠左右對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敵不意，而隻有行動正確的人才能左右對方。如果采用了錯誤的措施來奇襲敵人，那麼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結果，反而會招致惡果，至少敵人對我們的奇襲不必特別擔心，他會從我們的錯誤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對策。由於進攻比防禦包含更多的積極行動，因此，出敵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為進攻者所采用，但這也不是絕對的。進攻者和防禦者也可能同時采取出敵不意的行動，這時候，誰的措施最恰當，誰就必然占上風。
按理應該如此，但實際生活並不如此嚴格地符合這一準則。借助於出敵不意的精神作用，往往能使最壞的事情變成好事，並使對方無法做出正確的決定。尤其是在這裏，我們所指的不僅僅是對方的高級指揮官，同時還指每一個指揮官，因為出敵不意的特點就是使部隊渙散，因而每個指揮官的個性在這時都很容易表現出來。
在這裏，許多問題都取決於敵我雙方總的情況的對比。如果一方在總的精神方麵占有的優勢，能使對方士氣低落和驚慌失措，那麼利用出敵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本來應該失敗時也會取得良好的結果。
第十章 詭詐
詭詐是以隱蔽自己的企圖作為前提的，它同直率的、無所隱諱的，即直接的行動方式相對立，和欺騙很相似，因為欺騙也同樣隱蔽自己的企圖。如果詭詐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種欺騙，但是由於它並不是直接的言而無信，因而和一般所謂的欺騙畢竟還有所不同。使用詭詐的人要使被欺騙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錯誤，使他在轉瞬之間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因此可以說：如果雙關語是在思想上和概念上變戲法，那麼詭詐就是在行動上變戲法。
初看起來，戰略這個名稱來源於詭詐這個詞似乎不是沒有道理的。盡管從希臘時代以來，戰爭在許多方麵發生了真正的和表麵的變化，但戰略這個名稱似乎依然表示它本來具有的詭詐的實質。
如果人們把暴力行為（即戰鬥本身）的實施歸為戰術，而把戰略看做是巧妙運用戰鬥的一種藝術，那麼，除了各種感情力量（像壓縮待發的彈簧一樣的熾烈的榮譽心，不易屈服的堅強意誌等等）以外，其他稟賦似乎都不能像詭詐那樣適合於指導和鼓舞戰略活動了。上一章談到對出敵不意的普遍追求時就已經含有這個意思，因為任何一次出敵不意都是以詭詐（即便是詭詐的程度很小）為基礎的。
戰略的活動隻是采取相關的措施來部署戰鬥。戰略不像生活中的其他方麵那樣，可以單純在口頭上進行活動，發表意見，宣布聲明等等。但使用詭詐進行欺騙時，所要利用的卻主要是這些不需要付出很大代價的活動。
戰爭中也有與此類似的活動，例如，故意向敵人透漏騙人的方案和命令，泄漏假情報等等。這些活動在戰略範圍內通常不會產生很大的效果，隻有在個別碰巧的場合才是合適的，因此不能看做是指揮官可以隨意進行的活動。
但是要通過部署戰鬥等這樣的活動使敵人受騙，就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兵力，而且活動的規模越大，花費就越多。人們通常都不願為此付出這種代價，佯動在戰略上很少收到預期效果。事實上，在較長時間內把大量兵力單純用來裝模作樣是危險的，很可能不起作用，甚至在決定性地點上卻無法使用這部分兵力。指揮官在戰爭中時刻都能體會到這個客觀的道理，因此他對狡猾靈活的把戲往往不感興趣。單調而嚴肅的必然性經常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動，而沒有玩弄這種把戲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