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司的馮司長是個女同誌。同誌們當麵叫她司長，背地裏卻都管她叫馮大姐。
其實，這個稱呼也並不恰當。她已經51歲了，比我母親還大2歲呢，而且因為長年革命工作的勞累，她看去比實際年齡還老相些：她的頭發雖是短剪著，卻差不多有1/3是白的了，臉頰有些瘦削，門牙也缺了一顆，使得上唇顯得略略有點癟。特別是當她挑起眼皮、透過老花眼鏡的上緣看人的時候，在她那光亮的前額上，就聚起幾條很深很深的皺紋。如果是個生人走進我們的辦公室，看著她這年紀和神態，誰會想到她就是領導我們這個重要機構的首長？說不定還會以為是誰的母親呢。
但是，我們把這位首長看得像母親，還不隻是因為她的年紀，而是她的為人。比方說，我們這些年輕小夥子，總是貪玩。晚上不是跳舞就是溜冰，再不就弄副撲克，一玩就是半宿；睡得遲起得也晚，來不及吃飯，就買個燒餅帶到辦公室裏去啃啃。這事要讓她看見了，她就會走過來：“給我！”伸手拿過燒餅，墊上張紙，放在暖氣管子上烘著。等烘熱了，她再給倒上碗開水，一道送過來。然後，就坐在你的對麵，一邊看著你吃，一邊輕聲慢語地講起青年人應該怎樣安排生活秩序，怎樣珍惜時間。這時，我們的燒餅是熱的，臉是熱的，連心也是熱的了。又比方，我們這裏很有幾個球迷，一聽到下班鈴響，撒腿就往球場裏跑。這時，她又會一聲叫住你，把你的衣服扣子扣好，把圍巾給圍上，說不定還把你掉出來的頭發給往帽舌底下塞塞。然而，要是你工作上出了什麼差錯，或者思想上有了什麼不對頭了，常常不等你自己覺察，她就又來到你的對麵坐下來，還是輕聲慢語地談著，一直幫你看清了錯在哪裏，找出了原因，定出了改正的辦法，才走開。
她就是這麼個人。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她就這麼體貼入微地關心著我們。好像我們不是她的下屬，而是她親生親養的一群孩子。要是她生病了或者是開會去了，不到辦公室來，大家就會覺得像缺少了什麼，連那個最好說俏皮話逗樂子的老何也會一天沉著臉不吭氣。
但是，盡管我們都懷著深深的敬意熱愛著這位首長，有幾件事卻使我們感到奇怪：每當她的秘書——那個姓孫的胖胖的姑娘給她送來公函、文件，她總是照例地翻揀一遍，然後問一句：“沒有？”秘書點點頭，她就輕輕地歎口氣，臉上頓時蒙上一層失望的神色，人也更顯得蒼老些。不過也有不問的時候，那時她手裏一定有一封信，有時是機關來的，有時是私人來的。她就急急地看這信。看完了，又是照例地歎口氣，把信塞進抽屜裏。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怪脾氣嗎？還是有什麼心事？
我們得承認：關於馮司長的個人生活和她的曆史，我們知道得是太少了。我隻是在她剛來時的歡迎會上聽過處長的介紹，知道她是個老黨員，黨齡比我的年齡還長，過去她長期在白區做地下工作，光坐牢的時間也不比我參加工作的時間短多少，具體的呢，就啥也不知道了。有時我們也想向她打聽，可是一提到這個問題，她就說：“現在的新事還講不完呢，還翻那些老帳幹什麼？”
這個悶在心裏的疑團，終於，遇到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解開了。
那是1954年春節後不久的一個下午。我正站在司長辦公桌前，接受下廠了解情況的任務，秘書給她送來了一張會客單。我瞟了一眼，會客單很平常。姓名：劉憶平，性別：男，年齡：二十六歲，職務：鞍鋼某廠的工程師，與被會人關係沒填，事由是看望。司長毫不在意地看了一遍，扔在桌上，接著又拿起來看了一遍，想了想，自言自語地：“憶平……”突然，她一怔，驀地站起來，急乎乎地跑出去。我給弄得莫名其妙，隨手從衣鉤上取下她的大衣，也跟著走出去。
在她推開會客室的門的時候，我趕上了她。隻見會客室裏一個戴皮帽子，穿灰呢大衣的青年，正在那裏焦急地踱著步，見司長進去了，忙迎上來，但是，顯然他們並不認識。那青年凝視了司長一會兒，說：“您是……”
“我是馮琪。”司長說著，臉上露出驚喜的神情，眼睛直盯著那人的臉，一步步向前靠近。隨著司長的視線，我看見，那人的額角上有一塊小小的疤痕。
那青年嘴巴張了幾張，再沒有說話，卻從衣袋裏掏出一件東西來。我一看，是一隻孩子戴的紅骨小手串。隻見馮司長驚叫了一聲：“平平！”張開兩手撲上去，那人也叫了聲“媽媽”，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了。
當天，“馮司長的兒子來了”的消息，經過我的口飛快地傳開來了。晚上，我們幾個年輕人懷著興奮和好奇的心情，來到了司長的家裏。看來，她們母子正在敘著離別之情，但奇怪的是：兩個人都沒有說什麼話，隻見桌子上擺著一張紙，兩人各拿一支鉛筆，在紙上寫著什麼。馮司長大概也看出了我們的疑惑，一麵把我們一一向她兒子介紹，一麵笑著說：“他是在國外長大的，本國話倒說不好。”這句話更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就七嘴八舌地問起來，那老何咋呼得更凶：“有故事，一定有故事！給我們講講吧！”
看來今天司長的興致特別好。她點點頭：“好，既然你們對這事有興趣，就講給你們聽。”她來到床邊，坐到兒子身邊說，“你也聽聽！”於是她就用我們那聽慣了的、緩慢的聲調，講起了關於她和孩子的故事。
“這孩子和小黃一樣大。”她指著我說，“今年是26歲。我倆分開的那年他還不足6歲。那是1933年。
“當時，我和他爸爸都在汕頭做地下工作。後來他被調到江西紅區去，為了照顧孩子，也為了便於掩護工作，平平這孩子就留在我的身邊。
“我當時的公開職業是給一個挑花工廠的老板做傭人，燒火做飯洗衣服。這個職業對於我的工作是很方便的。利用早上買菜的時間，我可以開展活動或者與黨的負責人接頭，接受任務、彙報工作。但是我們娘兒倆的生活卻很困難。因為當時黨的活動經費很少，隻要有公開職業，就不能拿黨的錢用於個人生活。我的工錢呢，又少得可憐，每月剛夠買米吃飯，有時還得勻出一點來，支援受難同誌的家屬。這樣，雖然我給人家炒煮的是鮮魚大肉，但我們自己卻斷不了餓肚子。有時看孩子苦得實在不行，就收拾人家一點殘湯剩菜，給孩子吃。這些都還好說，最困難的還是精神的折磨——這家人家也有個男孩子，比平平大一歲。這孩子每天放學回來的時間，就是平平受罪的時候，不是挨打，就是挨罵，不知吃過多少虧，受過多少委屈。
“當然，為了工作，這些隻得忍著。孩子不懂，我懂，我們的生活水平雖低，可我們的事業，我們的人格，比他們高出不知多少哪！
“這天，我突然接受了一個任務：組織要我到城郊去接一個黨從上海派來、經香港偷渡過來的同誌。我好不容易借故向老板娘請了假，但是因為要走很多路，孩子不能帶去。湊巧剛發了工錢，我買了幾個燒餅留給孩子，就動身了。
“直到天黑，我才完成任務，趕回家來。一進房門，就看見孩子趴在床上，頭破了，滿頭滿臉都是血，正在抽抽噎噎地哭呢，見我來了，一頭撲到我懷裏，大哭起來，還不住聲地哀求我：‘媽媽，走，咱們走吧！……’我一邊給他包紮，一麵問他。原來這又是東家的孩子幹的。那孩子放學回家，見到平平在吃東西，伸手就搶，平平當然不讓。那孩子掏出硯台就打，竟把平平打成了這個樣子。你們看！”她撫摸著憶平的額角。我又看到了那疤痕。我仿佛看見了當時的情景，看見了他那孩子的鮮血和屈辱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