滎陽一戰,曹操敗退河內之前,忿忿中所說的那句“豎子不足與謀”,反映了他內心的一種覺醒。這個以天下事為己任的梟雄,已經意識到漢室淩遲,朝廷衰落,日暮途窮,無力中興。同時,他曾寄予重望的諸侯領袖人物,所謂的四世三公,名門之後,有相當號召力的袁紹,隻是庸碌無能之輩。其他則更等而下之,不屑一提。遍顧宇內,有大誌向,有大作為者,舍我其誰?肯定是曹操在兗州養精蓄銳時的精神狀態。
這是曹操一生中重要的思想轉折點。他在《蒿裏行》一詩中這樣回顧的:“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會盟津,乃心在鹹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力使人爭,嗣還自相戕。……”說明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審視自己在曆史的這一頁中,該扮演什麼角色了。
他不以作一個兵強馬壯,舉足輕重的一方諸侯,在逐鹿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盟主,代替袁紹的位置就滿足的。他的力量,他的雄心,他麵臨的大好機遇,和董卓挾天子威令不臣的啟示,使他把目光注視到一個新的高度:身在山東,西望長安,問鼎九五,已不是什麼非分之想了。所以,他不參與袁紹、公孫瓚、韓馥的奪地搶權之爭,在一旁冷眼旁觀;也不像馬騰、韓遂興勤王之師,討賊殺敵,寧可坐等其變。那種十八路軍馬會盟,把袁紹推為盟主的事,他是不幹的了。
曹操由此招賢納士,擴充實力,心存遠略,勵精圖治,帳下文有謀臣,武有猛將,儼然一番立國氣象。當荀文若棄袁紹投奔他時,他說的“此吾之子房也”,就分明表現了他思想飛躍後的一派以漢高祖自許的胸襟。
此時劉備也好,孫吳也好,立腳未穩,焉談立國,連想都不敢想的,更甭說去做了。
一個沒有雄圖大略的政治家,是不會有大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