滎陽一戰，曹操敗退河內之前，忿忿中所說的那句“豎子不足與謀”，反映了他內心的一種覺醒。這個以天下事為己任的梟雄，已經意識到漢室淩遲，朝廷衰落，日暮途窮，無力中興。同時，他曾寄予重望的諸侯領袖人物，所謂的四世三公，名門之後，有相當號召力的袁紹，隻是庸碌無能之輩。其他則更等而下之，不屑一提。遍顧宇內，有大誌向，有大作為者，舍我其誰？肯定是曹操在兗州養精蓄銳時的精神狀態。
這是曹操一生中重要的思想轉折點。他在《蒿裏行》一詩中這樣回顧的：“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會盟津，乃心在鹹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力使人爭，嗣還自相戕。……”說明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審視自己在曆史的這一頁中，該扮演什麼角色了。
他不以作一個兵強馬壯，舉足輕重的一方諸侯，在逐鹿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盟主，代替袁紹的位置就滿足的。他的力量，他的雄心，他麵臨的大好機遇，和董卓挾天子威令不臣的啟示，使他把目光注視到一個新的高度：身在山東，西望長安，問鼎九五，已不是什麼非分之想了。所以，他不參與袁紹、公孫瓚、韓馥的奪地搶權之爭，在一旁冷眼旁觀；也不像馬騰、韓遂興勤王之師，討賊殺敵，寧可坐等其變。那種十八路軍馬會盟，把袁紹推為盟主的事，他是不幹的了。
曹操由此招賢納士，擴充實力，心存遠略，勵精圖治，帳下文有謀臣，武有猛將，儼然一番立國氣象。當荀文若棄袁紹投奔他時，他說的“此吾之子房也”，就分明表現了他思想飛躍後的一派以漢高祖自許的胸襟。
此時劉備也好，孫吳也好，立腳未穩，焉談立國，連想都不敢想的，更甭說去做了。
一個沒有雄圖大略的政治家，是不會有大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