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會這出戲中，張飛定要殺關羽，是從結義弟兄這一點上不能饒他。如果無這點特殊關係，也許張飛不至於那樣怒不可遏，不共戴天。
當時，背叛或者投降，並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呂布。他一殺義父丁原，再殺也是他拜為義父的董卓，張飛與他對陣時，罵他是三姓家奴，算是責備得厲害的了。
再譬如劉備，投呂布時，對付過曹操；奔曹操後，回過頭來共除呂布；在曹操旗下效力時，討伐袁術，依托袁紹時，又與曹操為敵。不到十年期間，變換頻仍，這一切似乎和叛降毫無關係，隻不過被看作權術罷了。至於曹操屬下的文臣武將，很多都是從對立陣營被曹操招降納叛來的。如張遼原事呂布，如徐晃是楊奉部下，如張郃為袁紹舊臣，如龐德乃馬超袍澤，如文聘曾事劉表……至於賈詡到曹操手下，已三易其主；至於許攸，則是官渡戰役中背袁向曹投誠，並獻計立功的。這些人，誰也沒有覺得他們的行為，有什麼荒謬的地方。
關羽降後，在許都，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禮遇優渥，有收買籠絡之心不計在內，其餘將領對關羽也是敬服的。隻有一個例外，就是蔡陽，後來被關羽祭了刀。種種跡象表明，放下武器投降，或者背叛原先的主子，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
在西方人觀念中，認為生命價值是高於一切，如果確實再戰鬥下去隻有死亡一途，繳槍投降，按日內瓦公約，作為戰俘要求敵方應以人道主義待之，是極其正常的。按照關羽被圍土山的情況，他這樣做是無可非議的。但中國人講究氣節，講究到偏執的程度。若從這個角度，關羽哪怕有一絲動搖，都屬於叛賣背主行為。應該殺身成仁，馬革裹屍，誓死抵抗，同歸於盡。在文革期間，凡曾在白區工作過的，都被打成叛徒，便是這種極端偏執的結果。那當然是荒唐，可一時間卻成了十分正經的革命行動。
所以《三國演義》對關羽降曹這一節操問題，頗費周章。因為寫小說的時候，中國已經到了被禮教束縛得快要窒息的地步。連婦女都“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地釘在貞節牌坊上了，何況反臣賊子，叛兵降將乎？於是把東漢建安年間不是太當回事的事，弄得嚴重化了。可下筆時躊躇了，若是痛批狠揭，聲討問罪，必有損關羽的正麵人物形象。若是隻字不提，也難說得過去。於是想出了一個降漢不降曹的似乎義正詞嚴的借口。這當然是自欺欺人，漢即操，操即漢也。
為什麼後來的中國人就格外地不能寬容呢？禮教窒息得人無一點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便趨向極端。於是，人與人的踐踏廝殺都是置之死地而後快。引狼入室，為虎作倀，不擇手段，瘋狂報複，漢奸便成了中華民族的特產。
越是這樣口誅筆伐，甚至史書上辟貳臣傳，綁在恥辱柱上以懲效尤，但現實生活中的漢奸卻有層出不窮，越來越多之勢。而漢奸多了，也希望更多的人都是漢奸。這樣互為因果，便是中國人的無窮無盡受摧殘折磨的痛苦之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