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領下的上海，一切都是那麼陰森。深秋季節，蔡虹來到上海，他穿著西裝，外套大衣，載著禮帽，在大街上行走。
偶爾有一隊日本兵列隊而過，後麵跟著一隊汪偽警察。
蔡虹來到潘漢年住處，敲了幾下門，沒有聲音。他推門而入，隻見人去樓空。蔡虹問街坊一位老大爺，老大爺告訴他：“蕭先生已不住這兒了。”
“他搬到哪兒去了？”
“不知道。”
蔡虹心裏一涼。他謝了老大爺，隻好離開去。
這時他發現有人盯睄自己，是特務。蔡虹第一個感覺：潘漢年同誌出事了。他裝作若無其事地在街上行走，找機會擺脫後麵的“尾巴”。
前麵來了輛有軌電車，蔡虹乘特務不注意，突然跳上電車。特務想上車已經來不及了。過了幾站，蔡虹下車，又改乘黃包車，轉過幾條街道，確信已經甩掉了“尾巴”後，他決定去找老師劉仁。
晚上，蔡虹來到一個平民區，在劉仁家門前敲門。
門開了，一個年輕人伸出頭來問：“您找誰？”
“劉仁老師住這兒嗎？”
“劉仁不在這兒，他搬走了。”
“他搬哪兒去了？”
“不知道。您是他什麼人？”
“我是他的學生，分別多年，特地來看看他。”
年輕人想了想說：“我聽說過他的情況。他是一個作家，經常在報紙上發表政論文章，批評時政，還帶頭上街遊行，爭人權，爭民主什麼的。後來被抓做牢，妻離子散。聽說最近放出來了，還是秉性不改，仍舊寫文章，罵當局，罵日本人。你要是找他，隻有到東亞報館裏去蹲守，過不了幾天，他就得去一趟。因為他現在隻靠寫文章生存。”
蔡虹謝了年輕人。
第二天，蔡虹來到東亞報館。在走廊裏耐心等待著劉仁老師的出現。
果然，劉仁老師出現走廊的前麵。他是一個個子不高，很瘦削的男人，但是很有精神。蔡虹上前喊：“劉老師。”
劉仁看了看蔡虹，一下子認出來了：“蔡虹，你怎麼來了？是找我的嗎？”
“不找你找誰？”
“好。”劉仁很能高興，一種久逢知己的感覺。“等我辦完事，到我家裏去。”
傍晚，蔡虹隨劉仁來到一個弄堂裏，在一幢又破又舊的小樓前，劉仁用鑰匙開門。進門之後，通過狹窄而陡峭的小木梯，爬上閣樓。在昏暗處，有個十分狹窄的小間，裏麵除了一張小床之外，就是一張小桌，連窗子都沒有。
劉仁說：“真不好意思，這地方太小了。”
蔡虹問：“你過去住的房子賣了？”
“我進了監牢，老婆把它賣了，改嫁了。”
蔡虹表示理解。他問：“這裏是租的嗎？”
“租的。”劉仁說：“別看它小，能在上海找這麼個安身之處也不容易。”
“是啊。”蔡虹坐下來說：“我在上海連安身之處也沒有呢。”
“你們家原來的住房呢？”劉仁問。
“我父母遇難後，我也沒心思在上海，就把它戝賣了，跑到鄉下去了。”
劉仁點點頭，問：“好幾年不見了。你一直在鄉下？”
“是啊。”
“做什麼呢？”
“教幾個學生度日罷了。”蔡虹說：“您這些年還好吧？”
“好什麼？我現在是妻離子散，食不裹腹。”劉仁歎了一口氣。問蔡虹：“你是剛回來嗎？有沒有找到事做？”
“沒有。”
“你打算怎麼辦？”
“暫且還沒想好。”
劉仁同情地說：“如果沒想好的話，先寫幾篇稿子，賺點稿費混日子再說，你的文筆不是很好嗎？”
“這幾年在鄉下荒廢了。”
劉仁安慰他：“不要緊的。我有點路子，跟著我幹吧。”看見蔡虹為難的樣子說：“如果沒有地方住，就住我這兒，我們倆個倒腿好了。這年頭，隻有互相幫助，才能渡過難關。”
蔡虹十分感動，他說：“謝謝劉老師。患難見真情。劉老師，您真是太好了。”過了一會兒，蔡虹說：“我想我打聽一個人。”
“誰？你說說看。”
“過去有個蕭先生，曾經到我們大學裏講過課，他現在哪裏，知道嗎？”
“蕭先生，好久沒聯係了，你找他幹什麼？”
“我想請他幫助，找個事情做做。”
“聽說他搬了幾次家，現在也不知道在哪裏。”
蔡虹感到很失望。
劉仁想了一想說：“你要是想找他，我這裏曾經有他一個電話號碼。”他站起來在書裏麵找了一會兒，找到一個號碼對蔡虹說：“這個號碼我過去打過，十有八九沒有人接，以後我就沒有打了。”
“那太好了。我就試試吧。”他記錄了電話號碼。
第二天，蔡虹在電話亭裏撥通了潘漢年的電話。
接電話的是一個年輕男人：“你是誰？”
蔡虹說：“我是他的學生。”
“他不在家。”年輕人說：“你有什麼事，我可以轉告。”
蔡虹看到了希望，他說：“我沒有什麼事，隻是看看他，我多年沒有見到他了。”
“你叫什麼名字？”
“蔡虹。”
“蔡虹？”年輕人說：“我會告訴蕭先生的。你明天這個時候再打來吧。”說著掛上了電話。
其實，潘漢年就在電話機邊，接電話的是他的秘書楊鬆。
“蔡虹，他回來了？”潘漢年聽到蔡虹的名字，十分高興。他對楊鬆說：你明天回他的電話，讓他下午三點，到黃浦公園相見。”
第二天下午三點，蔡虹早早來到黃浦公園，他左等右等，就是不見潘漢年來。
這時，那個接電話的年輕人楊鬆站在一邊若無其事地走著，一麵觀察著蔡虹，並且注意著來往的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