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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氣
1966年的夏秋之交，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席卷中國。生性直率、脾氣倔強的父親也被拉出去遊街批鬥，其罪名就是“偷盜犯、漏網地主、現行反革命分子”。然後，造反派將他拉入大隊小學，綁在一張椅子上三天三夜不讓睡覺，讓他交代偷竊小隊紅薯粉坨的反革命罪行。我父親沒有幹過那樣的事情，當然不會承認。在大隊長楊春柱的帶領下就不斷實施折磨的方法，不停地扇耳巴、皮帶抽、磚頭砸，父親一次次地休克過去又被冷水澆醒，就像一個革命黨人寧死不屈地忍受著“敵人”的暴打和羞辱……
父親從來就是一個坐得端行得正的人，1953年他參加三線建設隻身到了武漢做了湖北第一建築公司的工人，之後將我和媽媽及弟妹四人也接到了武漢。三年自然災害後，中國正處於百廢待舉的現狀，為了響應黨和國家“支援農村建設”的號召，父親第一個報名，不顧我再有半學期就要初中畢業，毅然帶領全家人回到河南農村老家。
由於父親在大城市生活慣了，對農村好多事情不太適應，比如與人見麵不愛打招呼，吸煙獨自吸，本來返鄉後應該到大隊長家送送禮、拜拜門，可他不會這樣做，見了麵仍然我行我素，不會阿諛奉承。為此得罪了大隊長楊春柱，他就利用“文革”這個便於整人的機會要“修理修理”父親。在批鬥父親的前幾天，粉坊裏磨紅薯粉麵的楊春財在一個清晨找到本隊隊長，說紅薯粉坨丟失了十多個，每一家都搜過之後皆一無所獲，最後不了了之。這楊春財是楊春柱的弟弟。時隔不久，楊春柱就借機密謀整一下我這個不愛巴結人的父親。
那是個正午，日頭很熱，媽媽正在做飯，爸爸從地裏回來，剛剛拉了一領席子在河邊的樹蔭下乘涼。不多時，一群如狼似虎的“造反派”在楊春柱的帶領下，突然衝過來將父親暴打一頓，然後捆起來拉到了大隊去。出村時，父親一遍遍地嘶喊著：“你們這是法西斯！無法無天，為什麼不講道理？”隻見楊春柱上來就是一耳光，說：“對你這種人還講什麼道理？”
半天後，得到大隊的通知，讓我們去給在大隊小學挨批的父親送飯。我剛剛18歲的年紀，和弟弟一起戰戰兢兢地提著稀疏的麵條湯去了大隊小學。隻見父親被捆綁在小學院裏的一棵大椿樹上，揪鬥的人大多吃飯去了，隻有一個看管的人，看到我們來後便粗暴地將父親鬆了綁。隻見父親身穿的一件白色粗布衣服髒兮兮的，臉上和頭上遍布著一道道血痕，我輕輕地為父親擦拭著臉上的血跡，將所提的飯盒放在地上。父親把臉別過去，讓我把飯拿回去，生性剛強的他說要絕食。我站在旁邊一遍遍勸說著：“爸，你一定要吃下去，你有了力氣才能堅持下去啊。”最後父親總算吃下去了一半，再也不願吃了，他說他渴。正好同村的一位叫君哥的走過來，他馬上從一位教師的屋中舀了一瓢清水，手舉著讓父親咕咚咕咚喝下去。顯然，父親太渴了。
時間不長，吃飯的人都回來了。尤其那個大隊長十分野蠻地趕我們走，我無言地拉了拉父親的手，和弟弟一起匆匆離去，我怕我流出的淚水被父親看到了會令他更加傷心。
之後，大隊“造反派”的人再也不讓我們給父親送飯，甚至根本不讓我們去見麵。偶爾聽說那位好心的君哥會給他送一點兒水喝。
五天後一個晚上，父親被人用門板抬回來了，衣服破爛滿身傷痕——後來據君哥說，他一直絕食，楊春柱強行讓他承認偷紅薯粉坨的罪行，父親卻破口大罵他傷天害理不是人，而且還質問他：“你說我是工賊、漏網地主、偷盜犯、現行反革命，而你呢？隨著母親當‘拖油瓶’改嫁到了地主家，等到土改前幾天，你偷偷回到村裏，分了房子分了地，你才是徹頭徹尾的漏網地主呢！”父親的謾罵，點到了大隊長的疼處，他就挖空心思整父親。到了後來，任憑他怎樣毒打，父親一字不說緘口不語……此時，我們全家圍在父親的跟前，媽媽用熱水為他輕輕擦拭著臉上那已經結痂的傷痕。我跪在父親的麵前默默垂淚，父親看到後咧了咧嘴嘶啞著聲音說：“起來，強，別哭，給我擦掉，男子漢流血不流淚。”
我慌忙站起身，將那不爭氣的淚水輕輕擦去。直到好久，父親才長歎一聲說道：“那粉坨我真的沒偷，真的，天地良心。一個人可以缺錢、缺糧，但不能缺少骨氣。”說完，他就默默地閉上了眼睛。
在這個晚上的黎明時分，父親帶著滿腹冤屈含恨離世。
而在楊春柱麵前，在大隊那些“造反派”麵前，我那一生正直豪爽的父親卻是畏罪而死。
紙是包不住火的，這件事直到若幹年後方才澄清，那磨坊的十幾坨粉麵就是楊春財監守自盜，可他卻與自己的哥哥密謀想嫁禍到我父親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