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曇》是以“五卅”反帝運動為背景，寫一個工讀生啟昌的困難處境和覺醒。“五卅”慘案發生時，蕭乾正在崇實為洋人做工。他說題目本身與故事無關，它隻代表自己的一點憤慨。那是全國民氣激昂的日子。他清楚記得當時空著小肚囊，天還擦著黑，就跑到東四牌樓，站在石墩上喊，如果你感冒了，別吃仁丹，吃萬應錠。那時他身材矮，口吃，衣裳上盡是窟窿，但大人們並不輕視他。他親眼見一個洋人家的廚子，在聽了他的宣傳後，毅然辭工。他見一個五歲孩子撕著電杆上的標語玩，他一巴掌把那天真無邪的孩子打個昏。就這樣鹵莽的事，路人不但不責怪，還反過來袒護他。
這篇小說是1935年蕭乾正寫畢業論文《書評研究》時趕寫的，雖很粗糙，但不管寫得多拙劣，總代表一個初學寫作者當時一種有意識的努力。它和《皈依》一樣，都是用自己的生活遭際向宗教挑戰。啟昌對洋校長由厭惡到反抗，一定是建立在蕭乾自己對崇實校長威廉格列斯丁憎惡的基礎上。與《皈依》不同的是，這一次在精神上戰勝洋教士的隻是個孩子。蕭乾也許想通過他，來表達自己對民族主義充滿了信心。可他忽略了一點，即狹隘的民族主義與偉大的心地是格格不入的。偉大的作家絕不能隻是個民族主義者，他應具有超階級的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任何一部文學史中，大凡公式化的作品，漫畫式的人物，都沒有長久的藝術生命力，充其量是適度充當了當時社會、政治的需要。《曇》恰是這樣的小說，通過賦予人物倔強的民族主義性格和高尚的愛國精神，把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洋教徒的偽善麵紗剝開，露出一副侵略者猙獰的嘴臉。裏邊灌注了蕭乾太多的個人恩怨，但這種純揭露性的文學作品，正是那個時代所必需的。
盡管蕭乾用崇實作背景，《曇》並非自傳體小說。他媽媽從沒給洋人傭過工，慘案發生後，崇實的洋人害怕又鬧義和團，早躲到北戴河去了。在參加遊行上，他也沒像啟昌那樣遇到困難。地毯房停了工。他還幫助糊旗子，寫標語。但他所看到的原旨教徒們有悖基督教義的言行，以及靠槍炮侵入中國的外國軍隊正是來自標榜博愛的基督國家這樣的事實，同啟昌毫無二致，並由此改變了對基督教的看法。他對基督教也曾有過一陣愚盲的滿足，如同一個握有銀行折子的儲戶，時刻以生命有了寄托自慰著。他漸漸明白，自鴉片戰爭以來，在中華民族血脈裏流淌的是貧窮、愚昧、屈辱、落後，中國的百姓掙紮在苦難的煉獄中。他看不到上帝的公平何在，基督的仁愛何在。
小說一開始，蕭乾運用對比手法活生生烘托出一位苦命的少年啟昌。天還沒亮，他就把約翰牧師家的客廳擦完，喘著氣，疲憊地四下環顧。客廳的陳設精美華貴，新擦的地板像鍍了層水銀，留聲機上還放著幾本紅邊的《頌主詩歌》。太陽升起來了，在晨光的籠罩下，這一切更顯得明媚清新。工役修剪著碧綠的草坪，牧師的四姑娘坐在秋千上，為懷裏的囡囡哼起安眠曲。多麼動人的一幅田園畫，和諧、恬靜。可在光亮地板上還晃著一個裹在破舊藍大褂裏苦命小身影。啟昌看著眼前的一切，咬著貧血的嘴唇，油然生出一股莫名的嫉恨。
牧師不是天天在朝會上講上帝公平嗎？等會露斯姑娘在春光裏唱夠了歌，抱著囡囡跑進房裏，閃亮的地板馬上又會有灰塵泥漬。不還得他屈下腰去擦嗎？這時，牧師該在樓上用起牛油、羊奶的早餐了。而他那年奔五十的爹，卻得在車水馬龍的街心站崗。蕭乾對啟昌的這種心理描寫，正道出了他自己當工讀生時的真實感受。當時，他每次去做禮拜，都要穿過崇實的大院子。他管那院子叫綠洲。綠洲的一條甬道分出幾個岔道，通往一幢幢精致的雙層住宅樓。每幢都由矮籬圍起，旁邊還有小花園。他經常看見中國保姆照看著幾個嬌貴的洋囡囡在蕩秋千或堆沙子玩。不遠處傳來鋼琴或小提琴的演奏聲。廚房裏還常飄出煮可可、咖啡或烤肉的撲鼻香味。
蕭乾幾乎每個星期都要穿過綠洲一次，而每次總會從心底冒出跟啟昌一樣的質疑：倘若真有上帝，為什麼這麼不公平？何以白皮膚的過一種生活，黃皮膚的就得過另一種生活？一雙兒童天真的眼睛，目睹了對比強烈的現實生活；一顆幼小的心靈，懷疑起上帝的不公。
啟昌能在洋學堂半工半讀，接受免費教育，是媽媽費了老大的唇舌向牧師苦苦求來的。聽說學校要罷課，她叮囑兒子不許加入，不許惹事。苦命的人隻能忍，老天爺自有眼睛。啟昌憤憤地說，老天爺，哼！憑什麼。他沒說完，為不誤功課，他趕快拿著擦布進了牧師的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