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我無端有些感慨，心裏想，大家現在都說"災官""災官"，殊不知"心廣體胖"的還不在少呢。便是兩三年前教員正嚷索薪的時候，學校的教員豫備室裏也還有人因為吃得太飽了，咳的一聲，胃中的氣體從嘴裏反叛出來。
走出外間，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還在，便拉住他發牢騷。
"你們怎麼又鬧這些玩藝兒了？"我說。
"這是他的意思......。"他和氣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生病的怎麼辦呢？放在門板上抬來麼？""他說：這些都另法辦理......。"我是一聽便了然的，隻是在"門--衙門之門--外漢"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點注解。這所謂"他"者，是指總長或次長而言。此時雖然似乎所指頗朦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實，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許又要更朦朧。總而言之，薪水既經到手，這些事便應該"適可而止，毋貪心也"的，否則，怕難免有些危機。即如我的說了這些話，其實就已經不大妥。
於是我退出花廳，卻又遇見幾個舊同事，閑談了一回。知道還有"戊組"，是發給已經死了的人的薪水的，這一組大概無須"親領"。又知道這一回提出"親領"律者，不但"他"，也有"他們"在內。所謂"他們"者，粗粗一聽，很像"索薪會"的頭領們，但其實也不然，因為衙門裏早就沒有什麼"索薪會"，所以這一回當然是別一批新人物了。
我們這回"親領"的薪水，是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的。因此，事前就有了兩種學說。一，即作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發給。然而還有新來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於是第二種新學說自然起來：不管先前，隻作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發給。不過這學說也不大妥，隻是"不管先前"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這個辦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經營過。去年章士釗將我免職之後，自以為在地位上已經給了一個打擊，連有些文人學士們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人，看過"滿床滿桌滿地"的德文書的，即刻又悟到我單是拋了官，還不至於一敗塗地，因為我還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於是他們的司長劉百昭便在部務會議席上提出，要不發欠薪，何月領來，便作為何月的薪水。這辦法如果實行，我的受打擊是頗大的，因為就受著經濟的迫壓。然而終於也沒有通過。那致命傷，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劉百昭們又不肯自稱革命黨，主張不管什麼，都從新來一回。
所以現在每一領到政費，所發的也還是先前的錢；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間卻在，實在也有些難於說是現今不在，連那時的曾經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學說起來，總得采納一點，這采納一點，也就是調和一些。因此，我們這回的收條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錢的數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這麼一來，既然並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點錢，可謂比較的周到。於我是無益也無損，隻要還在北京，拿得出"正身"來。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裏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覺得已是一個精神上的財主；隻可惜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劉百昭就來動搖過。將來遇見善於理財的人，怕還要設立一個"欠薪整理會"，裏麵坐著幾個人物，外麵掛著一塊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們都到那裏去接洽。幾天或幾月之後，人不見了，接著連招牌也不見了；於是精神上的財主就變了物質上的窮人了。
但現在卻還的確收了九十九元，對於生活又較為放心，趁閑空來發一點議論再說。
七月二十一日。
注釋：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2）Ｃ君即齊壽山。"做點小工作"，指翻譯《小約翰》。
（3）檀越梵文音譯，意為施主。
（4）方玄綽作者一九二二年所作短篇小說《端午節》（後收入《呐喊》）中的人物，並非真有其人；但小說描寫的是當時實際情況的一斑。
（5）"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語出《文選·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