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和煦駘蕩的春風吹得芳草萋萋、桃紅杏青的時候，清明便來到了。最初它隻是一個歲時節氣，逐步和寒食趨同合一以後，便成為人們最重視的佳節之一了。
據說春秋時，晉人介子推隨重耳流亡，嚐割股啖主。重耳曆經艱辛，後回國即位，欲重賞從亡者，很多人競相擺譜邀功，獨子推不計功名，與母親一道隱匿深山。文公（重耳）放火燒山，以逼其出山受賞，子推卻至死不出。高風亮節使晉文公既深為感佩又哀毀至極。為了紀念他，把他隱居的山封為介山（在今山西省介休縣），自己在介子推難日帶頭吃冷食，以示銘誌不忘，同時令天下效行，如此遂有“寒食”之俗。至於節令時間，在長期演變過程中變化很大。初時自三九隆冬，冷食一月，後改為暮春，冷食三日。魏晉時正式確定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正日，民間亦有稱去冬一百四日為“私寒食”的。另據唐人韓鄂《歲華紀麗》自注“司烜”雲：“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這就是說，按照周朝製度，仲春花暖，玄鳥翩飛之際，司火的官吏就要敲響木鐸，提醒人們禁火的時間到了，就將火管起來。禁火的目的就是為了暮春將“出火”。顯然，依“周之舊製”，清明有一個“禁火—出火”的周期，而後來的寒食節，同樣有一個“禁火—出火”（以朝廷分賜新火為標誌）的周期。雖然它們一是昭示物候，一是追悼人事，二者了無關聯，但當寒食節延定於清明前一日後，二者便攪纏到一起，清明、寒食也作為一個節日相提並論了。
寒食清明，細雨霏霏；路上行人，幾欲斷魂。唐人詩人熊孺登有《寒食野望》詩雲：
拜掃無過骨肉親，一年惟此兩三辰。
塚頭草種有花樹，春色不關泉下人。
拜掃即掃墓，華夏民族有祖先崇拜遺風，自西周始，已有“哭墓”、“展墓”、“式墓”等祭祀祖先、追悼亡靈的儀式（《禮記·檀弓下》），但長期以來皆無具體的拜掃時間規定。由隋入唐，在日益增進的現世福利麵前，人們的生命意識勃然增強，加之佛教、道教的興盛，薦亡、施鬼的流行，使人們的目光更注意那些蒼莽曆落的黃土墓丘，逐漸形成了寒食定期掃墓的風俗，在備具酒饌、修益墳墓、剪除雜草、培植新樹的儀式中，表達對亡靈的哀悼和安慰。至開元全盛時期，這種祭奠活動臻於極盛，於是，唐玄宗在開元二十年（732）下詔，寒食期間，“士庶之家，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歲時廣記》卷一五）。終唐之世，寒食清明數日，在通往墓叢碑林的道路上，一片哀思，一片啜泣，確實頗有悲涼之意。
但十分有趣的是，一代唐人畢竟風流。他們在黃土墓丘前一灑淚水，盡抒哀思，但壓根兒並沒有讓拜掃祭灑的一陣悲慟衝散縱情享樂的興會情致，仍將寒食清明作為愉快的節令，心底奔迸著歡樂的激情。且看顧非熊《長安清明言懷》詩雲：“明時帝裏遇清明，還逐遊人出禁城。九陌芳菲鶯自囀，萬家車馬雨初晴。”在通往郊外的道路上彙成了一股踏青郊遊的人流，車水馬龍，熙熙攘攘，歡聲笑語，如鶯唱春。正因為清明時節可以如此狂歡，一般士人都翹首企盼著“一百五日又欲來，梨花梅花參差開”（崔魯《春日長安即事》）的佳辰良景。婦女們在這風光妖嬈的時刻也享受著特殊的遊冶縱樂的權利。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竟豎秋千，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相與仿之。”其實，豈止都中士民，當“滿街楊柳綠煙絲，畫出清明二月天”時，城鄉各處都有“女郎撩亂送秋千”的倩影。除了蕩秋千外，士女尚有拔河、蹴鞠、紙鳶、擊球等豐富多彩的遊樂活動。當然，最牽人情懷的還是再一次踏青遊春。“鞍馬和花總是塵，歌聲處處有佳人”（盧延讓《樊川寒食二首》之二），她們走出新插上青青柳枝的家門，相呼為伴，成群結隊，盡覽煙花春景，一展青春歡娛，即使春雨綿綿，也不減士女半分遊興。“雕陰寒食足遊人，金鳳羅衣濕麝薰。腸斷入城芳草路，淡紅香白一群群。”衣衫鬢影，如燕翩飛，點綴出無限風光，畫出了春天的一道美麗的彩虹。
趙宋統治者開國之初便大倡宴樂，一代風俗實在奢靡，三春賞玩殆無虛日，清明是其中一大高潮。寒食前一日，都市人家都用麥麵製作棗餅，用柳條串之，形如飛燕，插於門楣，稱做“子推燕”。女子凡到及笄年齡的，都在這一天行笄禮，使她們能帶著成熟的心態享受清明的歡樂。清明日依俗上墳拜掃，但這已完全成為一種形式，甚至隻是一個郊遊的話頭。實際上，“寶馬繡軒南陌路，笙歌舉，踏青鬥草人無數”（歐陽修《漁家傲》）。市郊四野如市，男男女女各攜棗盿、炊餅及各種名花異果、山亭戲具、鴨卵雞子，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盡情野餐逗樂，謂之“土門土儀”，哪裏有半點悲蹙之意！北宋詞人柳永《拋球樂》具體描寫過都市士女少年踏青遊樂的情景：